在这个时代，战马绝对是奢侈品，即使孙策兴工商，不差钱，却也供养不起这么多战马，更不可能随时随地带着两万五千骑兵四处巡游——那会拖垮地方财政——大吴的中军骑兵大部分都在规划中，并没有满员，而且离满员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在孙策的计划中，中军骑兵真正满员要等到迁都洛阳之后。幽并凉稳定，中军五部骑兵轮流戍边，保证洛阳常驻两部，一万骑兵的编制就够了。大部分骑兵在三州戍边，既能保持骑兵的战斗力，又能减轻供养马匹的消耗。
    眼下在洞庭湖只有中军羽林骑千余人，五部骑兵由中都护朱治率领，留守都城建业。
    得知曹操组建了大量骑兵，不仅留守建业的中军骑兵要赶到战场，而且要增补缺员，就算不补齐两万五千骑，至少也要保证一万骑，才能满足战事需要。
    换句话说，至少要增加一万骑兵。
    五千骑兵就意味着一万骑士，一万两千套甲胄、武器，一万两千匹战马，各种费用加起来，等于增加八万步卒，也就是现有的中军开支要增加两部。粗略的说，每个月需要增加十六万石粮食、三千万军饷的支出，按现在一石两百多钱的粮价折算，每个月开支六千万钱以上，一年近八亿钱。
    这绝对不是一个小数字。尤其是粮食，很可能让刚刚平稳下来的荆楚粮价再一次飚升。
    接到消息，匆匆赶来开会的荆楚大族代表一听，如遭雷击。短暂的死寂以后，有人跳了起来，破口大骂曹操倒行逆施，不得好死。接着又有人骂益州大族利令智昏，垂死挣扎，将来都该族灭，子孙永世为奴。
    场面之混乱，情绪之激烈，言语之粗鲁，即使负责召集会议的杨修、杨仪有心理准备，还是惊得目瞪口呆，但他们能理解荆楚大族的激动。对户口百万的荆楚来说，一年七八亿的确不算什么大数字，可若是这么发展下去，谁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的开支？军费预算已经高达百亿，再增加下去，总有承受不起的那一天。
    万一再像黄忠在宕渠遇到的情况那样，打上一两年不见分晓，那就真成了彻头彻尾的灾难。
    在一遍遍仔细核对了预算后，荆楚大族代表们几乎绝望了。
    从账目上看，一年八亿还只是基础支出，没算开战时的损耗。一旦开战，战马损失，将士伤亡，武器消耗，会让开支进一步升高。
    而针对益州的全面备战，增加一万骑兵也是必须的。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能。
    战争的开销有多大，成了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现实，要从他们荷包里掏出的金币，而不仅仅是个数字。
    更让他们绝望的是，到了这一步，就是想打退堂鼓都不可能了，能打得打，不能打也得打，想中途而废是不可能的。
    反复商议后，荆楚代表提出，既然曹操疯了，益州疯了，全州动员，那就不是荆楚两州的问题，大吴其他各州也应该全力以赴，倾国以战。因此，请陛下下诏，召各州大族一起来商议。
    孙策从谏如流，传诏各州推举代表，齐聚洞庭议事。能来的都来，不能来的可以上疏议事。顺理成章，在汝阳议政的贤良文学也要一起迁过来，继续参政、议政。
    这么多人，如何安置就成了问题。
    于是，以长沙相刘先、武陵太守桓阶为首的江南名士们联名上书，请求出资筹建岳麓书院。就在洞庭湖南岸的岳麓山下新建一个书院，用于安置来与会的代表和读书人，并作为议政之所。
    荆楚原本一体，襄阳书院是荆楚人的书院，也没什么分歧。如今荆楚分家，襄阳书院自然成了荆州人的骄傲，与江南的楚州没了关系，楚州人心里多少有些不开心。这次借着陛下驻跸楚州的机会，建一个属于楚州的书院，不仅是楚州的脸面，更是与荆州人较劲的好机会。
    听到这个消息，荆州人嗤之以鼻。一个书院不是有房子就行，还要有大儒，襄阳书院前有蔡邕，后有宋忠，都是当世大儒，你们楚州有谁，屈原吗？
    此话一出，楚州人集体暴走，险些和荆州人打起来，闹出荆楚内讧的笑话。
    不忿归不忿，楚州四郡的确没有能和蔡邕、宋忠相提并论的大学者。不过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蔡邕也不是荆州人，荆州可以请外地学者，楚州为什么不可以？
    经过一番商量后，有人把目标盯上了赵岐。
    赵岐是关中经学名家，更是《孟子章句》的作者。天子爱民，推崇《孟子》，赵岐所著的《孟子章句》大受欢迎，请这样一位学者来坐镇岳麓书院更代表了岳麓书院对新政的拥护，而不仅仅是研究传统的经学。
    更难得的是，赵岐九十多岁了，身体还不错，再坚持几年就是人瑞。
    蔡邕学问再好，能活这么久吗？
    此言一出，立刻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随即上书请诏。赵岐是翰林院学士，请他担任岳麓书院需要得到天子的同意。
    听说了相关的争论后，孙策欣然同意，并建议楚州贤良以《孟子》学为发端，进一步拓展学术范围，好好研究一下如何爱民、利民，教化百姓，将民生、民本落到实处，为新政指引方向，提供建议。
    赵岐年纪大了。虽然挂着翰林院学士的名份，人却不在朝廷，一直在关中老家。得到圣旨后，刘先就派使者胡腾去关中邀请。不料事情出了意外。胡腾赶到关中后，才知道赵岐已经被关中书院聘为祭酒，出面邀请的人正是主持关中新政的荀彧。因为是家乡的书院，又有官方背景，所以赵岐毋须请旨。荀彧又忙，把这事给忘了，还没向朝廷和翰林院报备。
    得知事情原委之后，赵岐很是过意不去，向胡腾推荐了一个好朋友：刘熙。
    刘熙是北海人。赵岐当年逃亡江湖时，曾在北海住过好多年，与刘熙有过交往，知道刘熙不仅博通五经，擅长训诂，对《孟子》也很有研究。况且刘熙刚刚六十出头，正是一个学者最好的时光，如果能出任岳麓书院祭酒，会对楚州四郡的学术有极大帮助。
    胡腾不敢怠慢，请赵岐写了一封推荐信，立刻赶往北海。为了预防万一，胡腾又写信给刘先，通报情况，并请刘先再物色几个人选，防止刘熙也被人请走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益州还没有平定，太平却指日可待，各地都在筹建学院，有名的学者供不应求，刘熙有这样的名声，青州未必肯放人。
    刘先收到胡腾的消息，也意识到事态严峻，岳麓书院的房子好建，祭酒难请。他和桓阶等人商量后，决定再向天子上书，请求委任孔融为教授，作为祭酒备选。孔融的经学水平略逊蔡邕一筹，和宋忠不相上下，文章写得极好，又有圣人后裔的身份，是成名多年的名士。若能请他出任岳麓书院祭酒，也不算太弱。
    刘先等人还请旨，从政务堂、讲武堂、木学堂及本草堂聘请一些学者兼任教授，培养本地人才，提升楚州四郡的学术水平，为今后的长期发展储备力量。
    不出胡腾所料，等他赶到北海时，刘熙已经被聘为稷下学院的祭酒，不能出任岳麓书院祭酒。收到消息，刘先只好放弃，准备等合适的时机再和孔融商量一下，请他出任祭酒。
    孙策之前否决了郭嘉的推荐，没升孔融的官，这次没有再阻拦，同意孔融出任岳麓书院教授，并保留翰林院学士的身份。他还提了一个建议：江南四郡有浓厚的楚国遗风，还有很多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可以设立一些专项研究，提供资金，请有兴趣的学者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出一批有份量的学术成果。
    类似的研究，杨修在豫章做过，效果很不错。
    刘先等人觉得有理，欣然接受，并趁热打铁，拟了一些题目，广泛征询意见。在拟定题目的时候，桓阶多了个心眼，加入一项与孙坚在长沙时的政绩有关的议题。吴太后听到消息后，派人问了情况，表达了强烈的兴趣，愿意提供全额资助。
    消息一出，皇后、大长公主、长公主们都不能没有表示，纷纷解囊，长沙王孙权更是献出十年的食邑收入。就连孙策都不能例外，让少府提供了一百金。最后一汇总，不仅筹建岳麓书院的钱有了，今后几年的开支都不用愁了。
    听说这个消息，荆州大族气得大骂楚州人狡猾，天生就是奸商。荆州人建襄阳书院都是自掏腰包，他们倒好，反倒赚了一笔，连皇太后的钱都敢黑。
    不过这也没办法，谁让长沙运气好，是孙坚战斗过的地方呢。
    岳麓书院的筹办一波三折，在翰林院学士中引起了不小的影响。他们意识到，随着天下太平的临近，学术研究将迎来一个迅速发展的机会，各地学堂、书院将遍地开花，只要学术上有成就，即使不做官，一样可以过上惬意的生活，顿时热情高涨。
    另一方面，岳麓书院在聘请祭酒、教授时不再局限于五经等传统经学，而是扩展到《孟子》等子学，这也让一些原本不属于主流的学问有了用武之地。
    讨论很快超出了翰林院的范围，很快就有人将目光转向了之前不登大雅之堂的实学。襄阳杨氏建医堂，蔡氏建农事堂，得到天子的御笔题名，是朝廷将各种实学纳入学术主流的明确信号，各地大族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纷纷特色人才，张罗学堂修建。
    五经之类的学问也就罢了，与普通人关系不大，各种实学却关系到生意，关系到他们的财富增长。如今竞争激烈，没点技术优势，想赚钱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南阳人为什么这么牛？不就是因为南阳的木学堂、铁官以及织坊起步最早，技术最强么，不论是药材还是车船、布匹，都是响当当的高档货。就连南阳的黄牛都做成了大生意，行销天下，不少人到了南阳的第一件事就是品尝一下正宗的南阳牛肉。
    事情的发展连孙策都有些始料不及，随即又欣喜不已。他费心费力的推行新政，引导各地大族积极投资实业，不断下诏，到处演讲，效果却不如这次筹建岳麓书院的事件影响大。仿佛一夜之间，这些人都开了窍似的，再也不用他刻意引导，纷纷奔着实业去了。
    孙策意识到，经过十年的酝酿准备，新时代正在来临，而且脚步越来越快。
    ……
    三月春水生。
    一转眨，孙策在洞庭便住了三个多月，眼看着洞庭湖的水位渐涨，君山上的草木返绿，长江的春汛即将到来，君山变得不太适合人数众多的中军大营。
    正好岳麓书院即将建成，孙策便请示了吴太后，请她们移驻岳麓山。
    吴太后说，岳麓山风景虽好，却正在施工，我去会让他们不安，不如住到长沙去。长沙是孙坚战斗过去的地方，她当然曾在长沙城中住过好几年。如今孙权被封为长沙王，王宫就在长沙太守一侧，她可以住在长沙王宫里。
    反正长沙王在军中，又没有王妃，王宫等于空着。
    吴太后懿旨传出，孙策还没表示意见，太常魏腾就表示了坚决的反对。皇太后可以住到长沙王宫，皇帝怎么能住在长沙王宫？就算皇帝要留在军中，那皇后、贵人们怎么办？别说是朝廷，就算是普通人家也没有这么做的，于礼不合。
    吴太后多少有些尴尬，还有些恼怒。
    皇后袁衡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孙坚当年是长沙太守，住的当然是长沙太守府。皇太后想故地重游，住在太守府就是了。不过太守府要办公，也不适合由皇太后入驻，不如将太守府改建成别院，作为祭祀孙坚的祠堂，以示对孙坚的纪念。这样皇太后和皇帝入住就都没有礼仪上的障碍了，也不会扰民。
    至于长沙太守府，别外找个地方安置就是了。
    魏腾表示同意，露布上书，盛赞皇后此举稳妥周全，既不违礼仪，又尽了孝心。长沙相刘先也表示赞成，主动腾地方，并说可以将岳麓书院的工匠们先带过去，最多十天就能改建好。
    吴太后也觉得这个方案不错，欣然同意。
    三月末，吴太后移驻长沙，住进了新建好的孙坚祠。孙策特地腾了两天时间，还将孙权从前军招了回来，一起送吴太后去长沙，顺便祭祀孙坚。
    站在孙坚的纪功碑前，孙策心中五味杂陈，说不清是什么感觉。
    因为孙坚有遗嘱，要以汉臣的身份入土，所以祠堂里的碑上只提孙坚身为故汉长沙太守、乌程侯以及骠骑将军的履历，只字不提他与吴国的关系。
    事实上，吴国的建立看起来也与孙坚没什么关系。孙坚从来没有被封为吴侯，第一任吴侯就是孙策自己。但孙策心里清楚，如果没有孙坚十几年浴血奋战打下的基础，就算他再聪明能干，也不太可能白手起家，由一个普通百姓统一天下，想抱袁术的大腿都未必有资格。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孙坚几乎抓住了每一个机会，才为他奠定了基础。讨许昭，征叛羌，平黄巾，少一个，他都没机会成为一方诸侯。
    孙坚坚持以汉臣入土，那是他的信仰。从一个商人之子成为一方诸侯，他对大汉朝廷的感激发自肺腑。韦昭写吴史，说孙坚在洛阳得玉玺，本是想为孙吴立国寻找一些合法性，实际上却是弄巧成拙，往孙坚脸上抹了黑。以孙坚向袁术俯首，心甘情愿做马仔的自觉性，他就算捡到玉玺也不会私自保存，十有八九要交给袁术，或者直接献给朝廷。
    虽说对这些不太在意，可是不能追认孙坚为帝，还是成了孙策心里最大的遗憾，尤其是看到这块纪功碑的时候。他在碑前站了很久，向站在一旁的太常魏腾请教，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按孙坚的遗愿办，还是按照礼仪，追封孙坚为帝？
    魏腾沉吟良久，一时无法作答。
    随行的孔融忍不住朗声问道：“敢问陛下，君与父孰大，忠与孝孰先？”
    第2517章 圣之时者
    孙策回头看看孔融，欲言又止。
    儒家学术创立于西周之初的周公，成熟于春秋的孔子，本质上是宗法制度的政治哲学。
    宗法制度的特点是分封制，是家与国的统一体，王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家。对贵族而言，国与家、君与父、忠与孝本来就是一体两面，并不矛盾。
    但秦汉不是王天下，而是帝国，不是分封制，而是郡县制。虽然有不少人希望回到分封制，魏晋一度恢复了六等爵、五等爵制，但那只是一厢情愿，最后都惨淡收场，不论是西汉的七国之乱，还是西晋的八王之乱，都证明了一点，分封制不合时宜。
    就像一个人，哪怕童年再美好，成人世界再残酷，也只能慢慢长大，直至衰老，绝不会返老还童。
    汉武帝独尊儒术，解决了思想上统一的同时也留下了隐患。
    在王天下的分封制下没什么问题的君与父、忠与孝，在帝国时代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汉代以孝立国，皇帝的谥号中都有一个孝字，本质上是对忠的补充，保持一种平衡。但这种平衡是不牢固的，必将被打破。王莽、曹操的先后出现，就是忠的绝响。
    历史上的曹操将皇袍当内衣穿，最后还保持着汉臣的身份，只是最后一丝温情。当司马氏祖孙三代人篡夺了曹魏天下，忠的遮羞布就被彻底扯掉了。晋朝重新提倡孝，不是对忠的弥补，而是没脸提倡忠，连他们自己都不信。
    孙策来自二十一世纪，对忠的认同有限。他与孙坚并非真正心理意义上的父子，却不妨碍他对孙坚的感激。他相信公平，不能欺负老实人，不能因为孙坚忠于汉朝，就无视他对吴国的奠基之功。
    只是身在帝位，他又不得不考虑政权的稳定性问题。既然不可能一步到位，推行所谓的民主制，就不能不为忠留一席之地，至少不能轻率表态。
    那不是给人民自由，只会让人民无所适从，为野心家创造机会。
    见孙策不说话，孙权拱了拱手。“教授，俗云：求忠臣，必于孝子之家，忠孝难道是分离的吗？”
    孔融微微欠身，算作还礼。“当然不分离，只是有所不同。于国论忠，于家论孝。在国则以忠君为念，在家则以孝父为先。大王与陛下身在家祠，自然当论孝。”
    孙权“哦”了一声，似有所悟，却还是看着孔融。
    孙策一言不发，心中却微起波澜。他有一种感觉，眼前的孔融已经并非历史上的孔融，他明显要温和得多，不像历史上那样刻意针对曹操，主动挑衅，不惜以身相殉。
    孔融向前迈一步，伸手轻抚碑文。“陛下想追认先父，自然是孝。但孝首在顺。令尊不忘前朝，不负忠义，你若因为孝而违逆他的遗愿，于私则为子不顺，于公则陷令尊于不忠，一举两失。倒不如遵从令尊遗命，成陛下之孝，成令尊之忠，两不相违，岂不美哉？”
    孙权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孙策还是有些遗憾。“只是如此一来，先父于吴国之功，难免不彰。”
    “于国存汉，于家肇吴。令尊存汉的功绩著于国史，陛下有心，不妨撰一部家史、别传，记下令尊肇吴的功绩，供子孙追思。”
    孙策扬扬眉，觉得这个办法不错。汉末虽有《史记》《汉书》《东观汉纪》这样的史书出现，但官方修史的制度还未完善，私家修史是常有的事。严格意义上说，《史记》《汉书》都是私修史。既然如此，为孙坚私修一部《别传》之类的家史也没什么问题。
    孙策转身走到吴太后身边，轻声问道：“母后以为如何？”
    吴太后一直在不远处听着，见孙策不忘孙坚之功，一心想追认孙坚，又不忍违拗孙坚遗愿，心里还是很高兴的。这说明孙策并没有因为成了皇帝便冷酷无情，他还是那个心怀温情的儿子。
    “孔教授是有大学问的人，他说的自然有道理。”吴太后挽着孙策的手，轻声笑道：“一事不烦二主，陛下军务繁忙，不如就请孔教授代笔了吧。你父亲在长沙数年，孔教授在岳麓书院任教，采风也方便。”
    孙策正有此意。他也想看看孔融究竟是怎么想的，又将如何为孙坚写这部别传。
    孙策问孔融的意见，孔融求之不得，欣然允诺，并趁热打铁，要求先向孙策了解一些情况，收集资料。他若无心，刚才就不多嘴了。为孙坚写别传，他不仅有机会经常接触吴太后、长沙王，更有机会接触孙策。相比于孙坚，他对孙策更好奇。
    祭祠完孙坚，吴太后到后院休息，孙策与孔融闲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