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爱国主义的精神出发，曾国藩反对洋人侵犯中国，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即使得罪朝廷他也在所不惜。比如，对于清廷准备引进外国军队来镇压太平天国（“借夷兵助剿”）的政策，他反复上奏表示反对。他认为：“借助外国，自古为患”，“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一二不逞之徒，自申其媚夷之术，必欲煽动西国大队东来。”也就是他主张中国内部的事由中国人自己办，不要把外国人引进来，插手干涉中国内政而进行敲诈勒索。这桩借夷兵助剿之事，由于曾国藩的坚决反对，最终迫使咸丰帝未能实行，从而捍卫了国家的主权。
    再如，他坚决反对把中国舰队的指挥权交给外国“夷人”，以免中国海军受外“夷”所制带来麻烦。为此他上书总理衙门说：“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授之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其祸患无穷。在他的坚持下，迫使清政府解散了由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为司令的中国舰队，将已经从英国买来的8艘军舰以及包括阿思本在内的600名英国官兵水手全部退回，追回预付船款等，并按照曾国藩的意见，责令英国人“不准再干预中国事务”，从而又一次捍卫了中国的尊严和主权。
    另外是以“诚”治军，用曾氏“经济学”取代旧理学成为湘军的思想体系。
    由于朱熹的理学重在理论的构建，忽视人的道德实践，所以它所强调的“诚”往往成为空谈，正如曾国藩所说“奸伪相吞，变诈相角”，理学家的“诚”变得越来越虚伪。曾国藩提出“经济之学”后，使“诚”变成实践，这种以“诚”为核心的新“经济学”又被曾国藩后来引用到军队中来，成为湘军的核心思想，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曾氏军事思想体系。
    曾国藩在组建湘军时，自始至终强调以“诚”待人，以“诚”召人，以“诚”育人。他初募湘军时，“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诚，莫不往见，人人皆以曾公可与言事。”曾国藩以己之诚感召那些诚朴的山野材智之士而归附他，让他的军队自始至终养成一种“诚朴”的作风。曾国藩之时，当时国家的正规军——绿营，“巧滑偷懒，积习已深”，无战事时为应付检查则务求美观，而有战事时则临阵退缩。要彻底改变这种军队作风，曾国藩认为认为必须“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于纯正”，又说“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有其质而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而长处亦不足恃。甘受和，白受彩，古人所谓无本不立，义或在此”。因此，曾国藩将则选“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兵则选“朴实而有土气之农夫”。湘军之所以从无到有，由小到大，到最后成为一支胜过正规军的劲旅，其根本原因正是曾国藩所说的“敦朴之气，未尽浇散”。
    曾国藩又以“诚”育人，把自己的幕府当成德育培训基地。李鸿章于1859年1月间赶到建昌正式进入曾国藩幕府。一连几天，曾李之间开怀畅谈军务、时事。具体说来，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中，起先掌管文书，继则负责向朝廷拟订奏稿。这些工作对李鸿章而言是得心应手的，曾国藩常常当着别人的面夸奖他：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拟文稿都远远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
    当然，曾国藩也感到李鸿章还不成熟，存在着许多毛病。为此，他有意要对李鸿章训导磨炼一番。曾国藩起居有规律，连吃饭也讲究定时，每天早起查营后就要用餐。而且，按照曾国藩的规矩，每顿饭都必须等幕僚到齐后才开餐，缺一个人也不动筷子。刚刚来到曾幕的李鸿章因不惯拘束，且懒散成性，对于这种严格而又有规律的生活很不适应。一天早上，他假称头疼，没有按时起床。但曾国藩接二连三派人催他起床，说一定要等齐了才吃饭。李鸿章只得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赶到用膳地点。开饭后，曾国藩一言不发，吃完饭则板着脸孔对李鸿章说；“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府，我有话告诉你，我这里讲求的只有一个‘诚’字。”说完，拂袖而去。此事对李鸿章震动很大，从此严格约束自己。
    待人以诚，就是仁人君子，待君以诚就是忠臣烈士，曾国藩治军思想的体系始终贯穿“忠诚”二字，因诚而忠，由此而上升到高尚的爱国主义境界，这是曾国藩克敌制胜的法宝。
    再有就是继承儒家“修身为本”的理论，培养一二君子改变社会风气。
    儒家《大学》以修身作为人一生的追求，《大学》在提出为学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后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曾国藩继承了儒家修身为本的理论，因此，他自始至终把“修身为本”为根本方针去发现人才，陶冶人才。在曾国藩给刘孟容写的《养晦堂记》中说：
    盖《论语》载，齐景公有马千驷，曾不得与首阳饿莩挈论短长矣。余尝即其说推之，自秦汉以来，迄于今日，达官贵人，何可胜数？当其高据势要，雍容进止，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无以异也。而其间又有功业文学猎取浮名者，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亦无以甚异也。然则今日之处高位而获浮名者，自谓辞晦而居显，泰然自处于高明。曾不知其与眼前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之营营者行将同归于澌尽，而毫毛无以少异。岂不哀哉！
    在这里，曾国藩对那些已经显贵的人提出了忠告，居于显贵之位终究是不长久的，当人一死无论显贵还是下贱都是一样平等。如果人处于显贵之时不去追求道德上完善，明白人生的真谛，那么活在这个世上与行尸走肉又有什么区别呢？因此，曾国藩在这里以众生平等的看法，警醒人们，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贵，只要追求道德上的完善，人人争做道德君子，最后都可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曾国藩认为，要想改变世风日下的末世状态，必须先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培养一批道德的楷模，以他们为榜样去带领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变。曾国藩在《原才》中说：
    风欲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欲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
    曾国藩在这篇论文中特别提到在位的政府要员要从自己做起，以自身为榜样，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变。在这些政府要员中，曾国藩自己也正是一个最好的榜样。
    曾国藩的弟子黎庶昌《庸庵文编序》曾称，道光末年，风气败坏颓放到了极点，“曾文正公始起而正之，以躬行为天下先，以讲求有用之学为僚友劝，士从而与之游，稍稍得闻往圣昔贤修己治人、平天下之大旨。而其幕府辟召，皆极一时英隽，朝夕论思，久之窥其本末，推阐智虑，各自发摅，风气至为一变！”
    还有就是借鉴道家清静无为的精神，倡导君子仁人韬光养晦。
    中国传统文化有三大支柱，即儒释道，儒家以入世修行为主，道家以出世修行为主，释家出世又不离入世，行菩萨道。曾国藩的新儒学虽然以回归原始儒学核心思想，但也不乏道家思想的影响。
    曾国藩《养晦堂记》之隐居内省的精神，避开尘世闭关自修的做法，已经具备道家清静无为的宗旨。曾国藩说：
    昔周之本世，庄生闵天下之士湛于势利，汩于毁誉，故为书戒人以暗默自藏，如所称董梧、宜僚、壶子之伦，三致意焉。而杨雄亦称：“炎炎者灭，隆隆者绝。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君子之道，自得手中，而外无所求。饥冻不足于事畜而无怨，举世不见是而无闷。自以为晦，天下之至光明也。若夫奔命于烜赫之途，一旦势尽意索，求如寻常穷约之人而不可得，乌睹所谓焜耀者哉？
    余为备陈所以，盖坚孟容之志，后之君子，亦现省焉。
    庄生就是庄子，与老子一起成为道家学派的主要创始人，他的清静无为的思想是让人们淡泊名利，远离尘世，韬光养晦，藏起锋芒，具备一种出世的精神。因此，曾国藩认为一个人应当谦虚谨慎，不要锋芒毕露，即使有十分本事，也只应当露出两三分。
    曾国藩正是继承了这种思想，所以他替刘蓉详细论述“养晦”的含义，希望让孟容的志向更加坚定，而后世的君子，也能从中借鉴，反省自己。
    曾国藩曾经还送诗给其弟弟曾国荃，这首诗更加突出地表现了这种淡泊世间名利的出世精神。诗曰：“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最后则是借鉴佛家因果报应的思想，引导世人弃恶从善。
    曾国藩虽然以儒为归，但他与佛教也有密切的关系。他一生不立门户，兼收并蓄，取其所长，为我所用，这就是他超出常人的一个重要地方。因此，在曾国藩的新儒学思想中亦有佛教的影响。
    曾国藩认为儒佛两家，可以相通相融共同来改造人心。他提倡弘扬佛教因果轮回报应的思想，认为人的功名属于命中所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曾国藩在《纪氏嘉言序》中说：“浮屠警世之功与吾儒相同，亦未厚贬而概以不然屏之者。”他说纪氏《阅微草堂笔记》录鬼怪明因果，“其大旨归于劝善惩恶”，故释氏之说有益于世。他自己一生更是信奉因果报应，家书中说：“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即不能马上看到），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因为曾国藩确信佛教有益于净化人心，所以劝善佛书，曾国藩常常助印结缘，家信说：“《关帝觉世经》刷五百张，须公车回南，乃可付回，《阴骘文》、《感应篇》亦须公车回南去乃可带。”曾国藩自己也经常抄写佛经，例如道光23年初8日记：“写《心经》一本。”初10又记写《心经》一册。
    曾国藩在《纪氏嘉言序》中云：“士之修德砥行，求安于心而已。无欲而为善，无畏而不为不善者，此圣贤之徒，中有所得而不惑者也。自中智以下，不能自完其性之分，大抵不劝不趋，不惩不改。圣人者，因为导之以祸福之故，如此则吉，不如此则凶咎；使贤者由勉以几安，愚者惧罚而寡罪。故《易》称余庆余殃，《书》称惠逆影响。先王所以利民，其术至已。自秦氏以力征得天下，踵其后者，率小役大，弱饷强；强横之气塞，而圣哲与奸宄同流传于气数之中，或且理不胜气，善者不必福，而不善者不必抵于祸。于是浮屠氏者乃乘其间，而为轮回因果之说。其说，虽积恶之人，立悔则有莫大之善；其不者，虽死而有莫酷之刑，民乐忏悔之易，而痛其不经见之惨虐，故惧而改行，十四五焉。今夫水，无不下也，而趵突泉激而上升；火，无不然也，而盐井遇物不焚，烛至则灭；彼其变也。戾气感而降祥降，顺气感而灾生，亦其变也，君子之言，福善祸淫，犹称水下火然也，道其常者而已。常者既立，虽有百变，不足于穷吾之说。是故从乎天下之通理言之，则吾儒之言不敝，而浮屠为妄。从事后之事变人心言之，则浮屠警世之功，与吾儒略同，亦未可厚贬，而概之以不然屏之者也。”
    “纪氏”就是纪晓岚，清朝《四库全书》的总编，后世之人心中可能更多的是电视剧中与和珅对立的纪晓岚形象，却不知道纪晓岚还是一位信仰佛教的在家信徒。他写的《阅微草堂笔记》多是因果报应的故事，通过妖怪鬼狐来说明善恶报应的道理。曾国藩既然给《纪氏嘉言》写序，那么他肯定也是在倡印这本书，希望通过因果报应的道理引导世人弃恶从善。同时，曾国藩说纪氏《阅微草堂笔记》录鬼怪明因果，“其大旨归于劝善惩恶”，说明他也希望这些宣传因果报应的书能够在人间广为流传。
    《曾国藩评传》里说：“其孙论者为佛家轮回因果之说，在佛门教义中虽属小乘，但在民间则有普遍之势力。曾公处儒家之地位，虽以其说为妄；于其警世之功，亦加以赞扬；盖亦颇有折衷之趋向，诚不愧为一综合学派也。”
    综上种种，李曜认为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但是仅用集大成来概括曾国藩对中国文化发展所做的贡献就没有具体的指导意义，而将曾国藩定位为“中国近代新儒家的创始人”则名副其实。
    李曜觉得，强调把“内圣”通过“外王”表现出来，这“外王”之业在曾国藩那里叫做“经济”，可引申为民主和科学。这一思路与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牟宗三等后来新儒家英雄所见略同。他们都学习了曾国藩兼容并包的宽大情怀，将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国文化重新组合，使中国文化重新发扬光大。
    曾国藩的新儒学与旧理学对比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兼收并蓄，为我所用，这种包容作风是程朱理学从来也不具备的。举个例子，中国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后世都把梁漱溟排在第一名，他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但梁漱溟在晚年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来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这一说法梁漱溟从未和家人说过，也几乎不向朋友提及。赵朴初说，梁先生不会说假话，他这话是真的。如此看来，梁漱溟的真正身份并非最后一位大儒。这就说明新儒家的思想，与程朱理学已经有根本的区别。朱熹说得不多的反佛言论，他的门人也还要大加渲染，好像理学与佛学是水火不相容的。而新儒家却不是这样，这种包容作风是从曾国藩开始的，那么发展到梁漱溟以一个和尚的身份来作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先生一生吃素）也就不足为怪了。
    数千年儒学发展脉络在心，手中的文字渐渐变多，长达万言的《新儒论》终于在即将天明之时完稿。
    今日朝会，《新儒论》便将横空出世，震惊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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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其实在前几天，我好像就在读者qq里提到了拥有“兼容并蓄”的新儒学这个思路，其实那就是受曾国藩的影响的。之所以李曜的“新儒学”基本只考虑到曾国藩这一步，当然是鉴于唐朝的社会生产力基础来确定的。
    第212章 秦王变法(一)
    “戌午，正月二十九，帝表昭宗，呈《新儒论》，首倡儒之大者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遂请改贡举，立‘新君子六艺’之科，行总分制，以选良才。朝会议论，众说纷纭，昭宗不能决。二月初一，昭宗改贡举，皆帝奏之制。又以帝守中书令，南衙设座。自此而始，朝野上下，不呼其名，但称‘右相’。由是天下振奋，‘经世致用’大行其道，‘兼容并蓄’举国效行，此国朝中兴之肇始也。”——《唐书·圣宗本纪》。
    这一次，李曜再不是那徒具虚名的检校中书令，而是正正经经的中书令，是兵控长安、执掌朝政的右相！
    何为中书令？何为右相？
    大唐沿袭隋朝制度，唐武德三年，将隋时因避讳而更名为内史令的这一相职复为中书令。高宗曾改为右相。武则天时改中书令为“内史”，中书省为“凤阁”。玄宗开元初一度改为紫微令，天宝初又改为右相。后均复旧。唐之中书令为三省长官，真宰相，品级本为三品，大历中升至正二品。其后演化至未授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衔者不是真宰相，不能主导全国政务。由此，中书令与侍中、尚书令、尚书仆射等三省官职转变成不实际总理政务的虚位，其功能大用于给重臣加官阶。肃宗后，渐以中书令为大将荣衔，并不预政事。
    但李曜这次，显然打破了这一传统。他以河中节度使身份出任中书令，并有同平章事相衔，本来可以说只是此时寻常的“使相”而已。即便假中书令[指检校]变真中书令，也不过是名誉地位进一步提高，没什么值得一提。然而“南衙设座”，却表示朝廷已经认可他的真宰相地位，可以进凤阁鸾台主政天下！由此，朝野上下才尊称其为“右相”，这个高宗、玄宗时曾经两度出现的旧名。
    今日，是李曜第一次以“右相”身份来到大唐帝国的中书省，也就是政事堂所在，此处又有“中书门下”以及“凤阁鸾台”等称。今日执笔宰相王抟，以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身份，为李曜介绍政事堂的一切掌故。
    唐代中央机构实行三省六部体制，中书主出令，门下掌封驳，尚书主奉行，这是人所熟知的。但是作为唐代中央最高权力机构的政事堂，却很少为人所知，如政事堂创始的时间，政事堂制度的形成，这个制度的基本内容，也就是政事堂的职权、组织、参加会议的人员及会议主持者、权力凭证，政事堂的性质，政事堂制度产生的政治历史背景等等，就算后世那些精研唐史的学者也很难将之理清。此次李曜以中书令身份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好有机会一睹政事堂内情。
    关于政事堂创始的的时间，历来说法纷纭，莫衷一是。具有代表性的记载有两种：一是唐代人李华写的《中书政事堂记》，认为政事堂始于唐高祖武德年间；二是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含含糊糊地说是“其后又置政事堂”，推其事当在唐太宗贞观年间。
    李曜的身高在这年月着实不差，数年的军伍锻炼，更使他筋强骨壮，杀伐决断之气隐然其中。此时他一身紫袍，英姿卓绝，身旁陪同者皆是当朝宰相、重臣。
    其中当朝宰相计有司空、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王抟，中书侍郎、工部尚书、同平章事陆扆，中书侍郎、礼部尚书、同平章事崔远，门下侍郞、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崔胤，门下侍郞、盐铁转运使、判度支、同平章事刘崇望，户部尚书、同平章事孙偓，刑部尚书、同平章事裴贽。
    重臣计有中书舍人苏检、吏部侍郎裴枢、户部侍郎王溥、礼部侍郎独孤损、兵部侍郎卢光启、兵部侍郎薛昭纬等。
    面对李曜对政事堂制度初现时间的问题，王抟答道：“政事堂者，自武德以来，常于门下省议事，即以议事之所，谓之政事堂。故长孙无忌起复授司空，房玄龄起复授左仆射，魏征授太子太师，皆知门下省事。”
    此时的王抟，可谓精神奕奕。太原王氏押宝李曜这步棋，当年他从无可无不可到全力支持，如今终于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李曜如今身为右相，乃是宰相之中官职最高的一位，同时又是河中节度使，雄兵在握，邠宁、保塞、天雄三镇如其一体，鄜坊、泾原也惟其马首是瞻，如此近则为相，远则是将，当真是文武全器，天下无二！太原王氏有他为依，何愁家业有坠！
    李曜今日却顾不得观察王抟的情绪，只是细细体会王抟这番话，乃是点明了三个事实：一是“自武德以来”已有政事堂。“自武德以来”，当然是指“自武德年间”以来，而不能理解为割去“武德年间”的“武德以后”，这是显而易见的。二是自武德以来，宰相已“常于门下省议事”。既是已“常于”，就可以肯定不是什么新制度；既不是新制度，当然就不会是“武德以后”才有政事堂。三是自北朝以来，门下省地位特重，“诏旨之行，一由门下”。因有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的惯例，“故长孙无忌”，就是说，“所以”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征三大臣“皆知门下省事”。那就无论如何得不出因为三大臣“皆知门下省事”，才有政事堂的结论来的。
    王抟这么一说，李曜顿时想到，当年他十分尊敬的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论述隋唐制度渊源时曾指出：“若能注意‘高齐创业，亦遵后魏’，‘（隋）高祖践极，复废周官，还依汉魏’，及‘唐之官制大体皆沿隋故’数语，则隋唐官制之系统渊源已得其要领。”
    唐初多沿隋制，实行宰相集体议事制度，三省长官共议国政，不能没有议政场所，所以，“自武德以来，常于门下省议事”，并且即以议事之所，“谓之政事堂”。这时政事堂，所以设在门下省，是因为自北朝以来，“诏旨之行，一由门下”，“军国大政，万机之事，无不预焉”。可见，在北朝时门下省权尊势隆，在国务活动中自然成为军国大政决策之所。因此，政事堂议政起始的时间，只能往贞观、武德以前推，很可能在北朝、隋代即有此制，而不可能是在武德以后的贞观年间。
    见李曜还在思索，近来紧靠河中的中书侍郎、工部尚书、同平章事陆扆便笑着解释道：“我朝建国之初，其制度以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议政场所即为门下省的政事堂。故时人一般皆以三省长官为真宰相，而真宰相参加政事堂商讨军国大政，乃有当然资格。然国朝宰相，一如隋时，自始就不限于三省长官。”
    他举例道：“譬如隋代柳述以兵部尚书参掌机事，裴矩、裴蕴以黄门侍郎知政事，已开他官兼任宰相之风。到了我朝，此风更盛，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而假以他名。自太宗时，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征以秘书监参预朝政，其后或曰‘参议得失’，‘参知政事’之类，其名非一，皆宰相职也。”
    博陵崔氏出身的崔远近日见李曜权威日固，越发不肯与清河崔氏出身的崔胤为伍，也接口向李曜献殷勤道：“陆相公说得极是，右相当知，国朝初年之宰相，未有定名，因人而命，皆出于临时。其后高宗欲用郭待举为参知政事，以其资浅，故命于中书门下同受进止平章事。因此凡曾加有以下职衔者，均为宰相，即‘参知政事’、‘参预朝政’、‘参议得失’、‘参议朝政’、‘参预机密’、‘参知机务’、‘知政事’、‘知门下省事’、‘平章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等。”
    李曜奇道：“某今为中书令，似是正二品，为何宰相之衔，反是同三品？此处却又有何掌故？”
    崔远笑道：“右相有所不知，所谓‘同中书门下三品’，本来因为中书令、侍中都是三品官，现在欲使秩卑的人参知政事，故立此号，令与中书令、侍中地位相等，沿用既久，因而失去本来意义，纵是二品以上的官，也必须加‘同三品’之号，方为宰相，方可入政事堂议政。所以，即令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征这样有权位的大臣，也必须加上‘知门下省事’之职衔，才在制度上取得参加政事堂议政的资格。但大历年间，中书令升格正二品，由是遂有此误。”
    李曜这下听明白了，他们的意思是说，门下省政事堂议政制度在前，而“知门下省事”之类的名号，甚至中书令本身的品衔提高都在其后。
    他点点头：“如此，政事堂宰执天下，可是自来便为国朝中枢，调和九州？”
    王抟摇头道：“这个却不尽然，政事堂为宰执天下之所，其实算来，当有三次大变。”
    李曜哦了一声，朝王抟拱手道：“看来沿革颇多，某初为朝廷宰执，不解其中变化，还请王相公为某试言之。”
    他现在地位是宰相中最高之人，王抟自然立刻拱手回礼道：“此执笔宰相应为之事，岂敢言请。旧制，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永淳二年七月[高宗时]，中书令裴炎以中书执政事笔，遂移政事堂于中书省。开元十一年[玄宗时]，中书令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其政事印改为‘中书门下之印’。”王抟既然是今日执笔宰相，有为李曜解说政事堂掌故之责，便将其所知一一道来，直说了一盏茶的时间，才将这其中来历缘故说清。
    李曜听后，联系穿越前在史书、文献中的一些了解，总算搞清了政事堂发展其实分了三个阶段。原来宰相于门下省政事堂议政，虽在唐高祖武德年间已成为制度，但由政事堂议政发展为唐代中央最高权力机构，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却经过了一百年左右的漫长岁月。
    第一阶段是自唐高祖武德年间到唐高宗末年，为门下省政事堂议政时期。在这个发展阶段中，虽然政事堂始终设在门下省，但作为一项制度，也是在不断变化着的。武德年间，可以说政事堂纯为宰相议政场所，如同现代的“会议厅”一样，并非理政办公之地。这个时期的政事堂，所以一直设在门下省，主要是因为自北朝以来，门下省权重势隆之故。
    贞观年间，由于中书出令与门下封驳之间发生流弊，不是知非不纠，就是互相责难，影响了政府效能。太宗皇帝看到了这种情况，曾对黄门侍郎王珪说：“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人心所见，互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比来或护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
    于是鉴于隋亡的教训，太宗皇帝整顿了中央政府的组织机构，凡“留文武总六百四十三员”。为了防止政府机构随意扩大和官员冗滥，太宗还用法律制度加以保证。同时，他又提高政事堂地位，改变国家总枢机构中政务活动的某些程序。贞观以前，诏敕虽多由中书出令，但承受者多，拟进者少，故宰相议政，多不在诏旨拟定以前，而是在诏旨拟定之后。诏敕之下，事先议论少，事后检查多，所以政事堂之初设于门下，其原因之一也在于此。
    贞观以后，中书舍人“五花判事”，中书省权职渐重，中书令于定敕之前，多提前于政事堂讨论。于是政事堂地位日渐提高，遂成为宰相议决政务的最高会议。
    关于中书舍人“五花判事”，王抟并未多说，但李曜记得王夫之曾认为这是“会议之始”。他在《读通鉴论》中说：“唐制：军国大事，中书舍人各陈所见，谓之‘五花判事’，而宰相审之，此会议之始也。”什么“会议之始”呢？《资治通鉴》说得明白：“故事：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上（太宗）始申明旧制，由是鲜有败事。”王夫之没有注意“上始申明旧制”一句，既是“旧制”，就不会是“会议之始”。“上始申明旧制”，足以说明贞观年间宰相议政，仍在门下省政事堂，而且，虽然中书渐重，但中书出令，门下封驳的“旧制”并未改变。
    第二阶段是自武后光宅元年至玄宗开元十一年，为中书省政事堂时期。这个时期，政事堂始正式成为宰相议决军国大政的最高国务会议。武后光宅元年，裴炎执政事笔，迁政事堂于中书省。高宗弘道元年十二月六日之后，此时高宗已崩，中宗刚即位；至迟不会迟于他同武后合谋废中宗、立睿宗的前后，即中宗嗣圣元年一月，睿宗文明元年二、三月间。
    宰相既商讨议决军国重务于政事堂，而草拟诏敕之责在中书。为便于政务推行，于是政事堂遂由门下省迁至中书省。这是贞观中期以来，中书地位日重而门下权势渐削的必然趋势。裴炎自侍中改任中书令，执政事笔，迁政事堂于中书省，并非裴炎一己之私意，乃是制度发展所使然。侍中与中书令同为中央决策机构中书、门下省长官，秩皆三品，何以侍中必加“同三品”衔，方为真宰相，得参加政事堂会汉，而独于中书令“则否”？看似十分乖谬，其实乃是制度在渐渐变化矣！所谓“天河暗转，必有其迹”，此之谓也。
    政事堂迁至中书省后，在制度上明显的变化，是宰相于政事堂议决政务时，有轮流“秉笔”或“执笔”之制。《新唐书》说：“旧，宰相议事门下省，号政事堂，长孙无忌以司空，房玄龄以仆射，魏征以太子太师皆知门下省事，至炎，以中书令执政事笔，故徙政事堂于中书省。”又说：“神龙初，（巨源）以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时要官缺，执政以次用其亲，巨源秉笔，当除十人，杨再思得其一，试问余授，皆诸宰相近属。”这个时期秉笔宰相之常务，乃有三项：一，诸宰相议政时，主持会议；二，会议之后，总其纪录；三，秉笔之日，坐政事堂办公。
    其次，武则天时改中书省为凤阁，门下省为鸾台。凤阁鸾台即中书门下，合政事堂实际已成为一体，成为权力很大的相府了。垂拱三年，有诬告刘祎之受归诚州都督孙万荣金，兼与许敬宗妾有私，则天特令肃州刺史王本立推鞫其事。本立宣敕示祎之，祎之曰：“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则天大怒，以为拒捍制使，乃赐死于家，时年五十七。以武则天那样的专横残暴，欲以莫须有罪名惩处刘祎之，而诏敕未经凤阁鸾台政事堂讨论议决，致引起刘祎之的强烈抗议，可见政事堂的权力已经很大，地位已有显著提高。
    第三阶段：玄宗开元十一年以后，政事堂成为中央最高权力机构。《册府元龟·宰辅部》说：“开元中，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政事印为‘中书门下之印。’”《旧唐书》“政事印”下多一“改”字，说明政事堂原来以议政为主，还未完全成为权力机构，故无专印。开元中“改”为中书门下政事堂，始成为中央最高权力机构，乃置专印。又有《新唐书·百官志》说：“开元中，张说为相，又改政事堂号‘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焉。”至此，政事堂制度始备。在开元以前，政事堂内部无任何分司之组织，其地位虽日益重要，井渐由会议厅转变为宰相最高事务会议，然尚难确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直到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政事堂，列五房以主政务，于是遂有其所辖部门与属官，“中书门下政事堂”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至此乃备矣；作为唐代中央最高权力机构的地位，乃完全确立。
    中国人谈事，喜欢追本溯源，李曜本非官宦家庭出身，此时出任“右相”，王抟等“前辈宰相”当然要将这些来历为他说清，说清了来历，再给他说权职。这时诸相、大臣已入中书省内，各以职务、爵位高低分而落座。李曜贵为郡王，又是中书令，乃中书之首，因此独坐首席。
    诸相落座后，王抟作为秉笔宰相下令为其余诸位大臣赐坐，然后便为李曜讲说政事堂的职权。毫无疑问，开元以后，政事堂已经合中书门下两省而为一个权力机构，它的职权无疑拥有中书门下两省之职权。
    王抟道：“所谓中书门下，凤台鸾阁，总是中书、凤台在前。而右相如今贵为中书令，某便先说中书令之职权。按照我朝《六典·中书省》云：‘中书令之职：掌军国之政令，缉熙帝载，统和天人，入则告之，出则奉之，以厘万邦，以度百揆，盖以佐天子而执大政者也。’至于门下，《六典·门下省》又云：‘侍中之职：掌出纳帝命，缉熙皇极，总典吏职，赞相礼仪，以和万邦，以弼庶务，所谓佐天子而统大政者也。凡军国之务，与中书令参而总焉，坐而论之，举而行之，此其大较也。’可见中书门下职掌乃是‘佐天子而统大政’，是‘统和天人，以和万邦’。当然，这实际上便是宰相之职。如今政事堂‘参而总焉，坐而论之，举而行之’，职权之重，权势之隆，可以想见。”
    李曜轻轻点头，却又笑道：“只是这话，未免说得过于笼统了些。”
    诸相皆笑，王抟也笑了笑，才道：“若要细论，也是有的。所谓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于地，复道于社稷，无道于黎元，此堂得以议之。臣不可悖道于君，逆道于仁，黩道于货，乱道于刑，克一方之命，变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兴，权不可以擅与，货不可以擅蓄，王泽不可以擅夺，君恩不可以擅间，私仇不可以擅报，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诛之。事不可以轻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剥害于人，财不可以擅加于赋，情不可以委之于倖，乱不可以启之于萌。法紊不赏，爵紊不封，闻荒不救，见馑不矜，逆谏自贤，违道变古，此堂得以杀之。故曰：庙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梃，有刃，有斧钺，有鸩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
    李曜虽然听得有些发晕，大体还是听懂了其中意思，点头道：“即是说开元以后之政事堂，赋政四海，允厘六职，统和天人，总齐机衡，已为朝政之本。”
    王抟点头肯定，道：“正是如此。右相既然已经明白权责所在，下面某便说说机构。”
    李曜虚心请教：“请王相公言之。”
    王抟道：“政事堂分正堂与后院两部分：正堂为诸相办公和会议之处；后院为政事堂行文作书之处，分设五房办公，即吏房、枢机房、兵房、户房和刑礼房。为诸吏史治事办公之地，入品者可为五房之长。五房僚佐所掌虽属秘书工作，但因其多为国家机密大事，权位很重。”他微微一顿，补充道：“譬如当年堂后主书滑涣久在中书，与知枢密刘光琦相结，宰相议事有与光琦异者，令涣达意，常得所欲，杜佑、郑絪等皆低意善视之。像滑涣这样作势弄杖者，固属不多，但也说明五房僚佐地居权要，即使宰相亦未可小视。”
    李曜点头表示理解，这就好比后世的中央办公厅，人家给你说个事，你怎么知道那是人家自己的意思，还是他上峰的大领导们的意思？这种人如果要弄权，当然很简单。
    于是又说到参加政事堂会议人员。按照王抟的说法，参加政事堂会议者，唐初为三省长官；高宗以后，为中书门下长官，或带“同三品”、“平章事”、“参知政事”等衔官员。中书舍人和堂后五房长官因工作关系，经执笔宰相同意，亦可参加会议。
    政事堂会议与朝议不同。政事堂是宰相议决军国大政的权力机关，必须宰相才能参加。朝议为皇帝临朝时与诸大臣之议论，因此，文武百官品高品低者皆可与议。朝议所议之事，据记载多为军务大事，盖以军务关系国家至大，必须皇帝临朝议决。为此王抟举例说：“元和九年，吴元济叛，朝议加兵，以绶有弘恕之称，可委以戎柄，乃授山南东道节度使，寻加淮西招抚使。这便是朝议军务之一例。”
    政事堂会议与廷议亦不相同。朝议由天子临朝议决，廷议由宰相主持，上自文武大臣、六部尚书、九卿诸监，下至侍郎、御史等皆可参加廷议。王抟又举例说：“当年刘文静自以才能干用在裴寂之右，又屡有军功，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议多相违戾，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由是与寂有隙。”这便是说，参加廷议者，历来不仅有宰相，宰相以外的官员亦可参加，这和参加政事堂会议只限于宰相者，全然不同也。不过今日李曜带裴枢等并非宰相，也并非五房之长的大臣前来却未遭诸相公非议，想来他们也是没把今日当作议事。
    然后王抟说到了政事堂会议的“执行主席”。通常是中书令取旨后，于政事堂召开宰相联席会议，开会时有一执行主席，称“执笔”、“执政事笔”。讨论结束，秘书处协助“执笔”综合整理成诏敕文书，然后奏闻画敕。执行主席轮流担任，有时一人一天，有时一人十天。比如至德二年三月，宰相分直主政事，执笔，每一人知十日，至贞元十年五月八日，又分每日一人执笔。
    这意思李曜懂，就是轮流值班嘛。意思是说宰相在政事堂要轮流值班。而“秉笔”、“执笔”、“执政事笔”者，是指有会则为会议执行主席，无会则为值班宰相，负责处理日常公务或“承上旨”。听王抟的说法，在肃宗以后，宰相执政事笔者，或旬日一更，或一日一更。由宰相执政事笔“承旨”之制来看，在唐朝中央最高权力机构中，由中书令取旨的传统做法已经有了改变。
    不过，旬日一秉笔或一日一秉笔，与“三两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政事”，却有不同。前者为值班宰相，后者如宋时司马光所说：“至于数旦一至政事堂，乃唐世以来宿德元老、年高有疾，朝廷尊礼，特降此命。”乃是对年高望重的大臣如李靖、杜佑那种人的一种尊礼。
    再然后，王抟便开始解释中书门下之印。印是权力的凭证，“印者，信也”。自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于是政事堂印亦改为“中书门下之印”。“中书门下之印”即成为中央最高权力机构中书门下政事堂的权力凭证。
    唐制，凡属皇帝命令，必须政事堂会议正式议决通过，并加盖“中书门下之印”，而后方可颁行生效。这就是说，凡未经政事堂议决副署，加差“中书门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在当时被认为是违制的，不能为国家各级机关所承认。“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就是宰相刘祎之对武则天的批评。
    后来唐朝有的皇帝违反这一制度时，也只得将其发诏敕的封袋改为斜封，所书“敕”字，不敢用朱笔，而改用墨笔，称为“斜封墨敕”，即表示此项命令未经政事堂研究，虽没有“中书门下之印”，亦请下面马虎承认之，李曜就曾接受过这种墨敕。这在黄巢之乱以前，被认为是了不得的事了。以至皇帝私下所封的官，因其来经正式敕封手续，亦为时人所看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