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照这种改制自然也不是说一说就能立即把大明在南直隶和浙江的行政变成高效合理的行政体系。
    这也只是一个开始，得需要很多工作来做。
    不过，这些工作都是王守仁负责。
    王守仁其实内心是挺郁闷的，因为他其实是想做个参透人生真理的圣人，想把自己总结的心学继续发扬光大，但朝廷却将他用在处理军政事务改革的事务上。
    不过，他也没想要辞官，因为他也放不下这个国家。
    皇帝一句话，阁老累断腰。
    这是如今大明正德朝的常见现象。
    没办法，皇帝朱厚照爱折腾，爱改革。
    跟皇帝千万不能谈遵循祖制，一谈遵循祖制必定会被外派到大明新领地做官，连辞官回乡都不行。
    这也导致许多中下层锐意进取的官员也逢迎圣意，动不动也举出各种弊政建言朝廷改革。
    改革与变新在正德朝成为了主流思想。
    至少明面上不能说遵循成例好。
    如今的南直隶与浙江政治体制试点改革也是如此。
    官员们是越来越了解当今皇帝朱厚照的秉性，知道皇帝陛下就是一不安分的主，知道皇帝来江南肯定是要改些什么的，皇帝不改是不会乐意的。
    如今还没被灭口的南京官员们虽然都对皇帝朱厚照还算忠心，但也都心里有些怨言，心想皇帝能不能别没事找事，天下还没大乱，没流贼造反，又没藩王谋乱，好好在莫愁湖多纳几个美人不行吗，干嘛要改制，害得自己这些官员又得加班加点地学习与改进改革方案。
    “陛下，底下的官员们都对陛下此次提出的改革颇有微词，也不是说改革不对，而是觉得如今大明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没必要大费周章！”
    西厂佛钧向朱厚照奏报了百官的反应，朱厚照听后不禁哑然失笑，忙传见了王守仁，问着王守仁：“你们这些大臣们是不是嫌朕太闹腾，如实说来！”
    “臣不敢欺瞒陛下，底下却有此议，自考成法实施以后，大明官员便比以前劳累许多，如今陛下又要在江南改制，增加衙署与官员，算得上是大动干戈，则会让官员们更加疲惫，故有此议，但臣认为，既为朝臣当应有为社稷开太平之心，如真要求清闲，则可以辞官，做闲云野鹤，既然要掌权管民，就得任劳任怨！”
    王守仁说道。
    “你说的没错！他们真以为朕喜欢闹腾？不，朕倒也宁愿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混日子过，但是，可能吗，朕前段时间倒是不问朝政了一段时间，每日就纵情声色，结果还不是照样遇刺！身在其位，不谋其政，也是罪！”
    朱厚照说着就拍了拍王守仁：“我知道你王守仁也是想做个参悟人生的圣人，但如今却被朕一直安排着去做一些军政改革之事，但你既然还想做阁臣，做天下中枢，就得有鞠躬尽瘁的觉悟。”
    “臣明白”，王守仁回了一句，又道：“臣也是这么跟底下的官员们说的，只是难免有怠政之人。”
    “他们可以辞官，大明朝廷不养闲人”，朱厚照这么一说，王守仁不由得微微一笑，心想陛下倒是直接，可是当官者谁愿意辞官，辞官等于没有特权待遇，没法捞钱，不过，王守仁相信官员们尽管不愿意辞官但怨言肯定会越来越大，因为谁都想待遇好收入高工作量少。
    南京吏部文选司郎中于桂此时就很郁闷，这些年来，作为南京文选司郎中的他本来这当官当得也是清闲有外快，十分快意，但如今朝廷要在南直隶与浙江省到府县增设各类官员，从需要录用官员名额统计以及考核任命都需要他这个吏部文选司郎中完成，自然弄得他十分郁闷。
    于是，于桂不由得向吏部、户部以及南京其他衙门的一干同僚说道：“诸位，当今朝廷可谓无一日不变法，人人以变法为念，可你我都明白，这些都是逢迎圣上之举，公务繁重，又有考核严苛之制，不如辞官吧。”
    “于郎中所言甚是，不如辞官！”给事中陈洸也说了起来。
    于是，其他官员也都响应起来，纷纷表示要辞官。
    但在第二天，朱厚照就收到了来自给事中陈洸的奏疏，奏疏内容是弹劾于桂等官员怠政，因不满朝廷时常改制增加负担而意图联合群臣辞官，以阻朝廷革新除弊之事。
    坐镇江南替朱厚照处理日常事务的王守仁忙的很，也没空细究这些小事，只票拟勒令于桂等致仕，升陈洸为文选司郎中，继续参与改制之事。
    于桂见陈洸转升吏部文选司郎中，而自己被勒令致仕，一时也很勃然大怒：“陈洸，你这个小人，当初是你答应一起辞官的！”
    “克兼兄见谅，陈某家贫，若辞官定无法生计，朝廷养官之俸如今甚厚，不敢轻辞，至于弹劾克兼兄等，不过履行愚弟本分而已！”
    陈洸这么说后，于桂气得吐血，也不忍心就这么悻悻然地离开官场，忙要求见王守仁，请求复职。
    ……
    对于于桂与陈洸这种现象，朱厚照并不感到意外，他也能猜到大明朝廷只要不停改革，就会增加官员工作量，就会有故步自封与恪守传统或安于享乐的官员要辞官，朱厚照不介意有官员辞官，因为大明现在有的是可以做官而去想做官的读书人。
    在朱厚照看来，既然做官嫌累可以辞去，各大学与高等学堂有的是愿意累且获得不错收入和社会地位的读书人，多少人辞官，他就能让朝廷招多少人进来。
    当然绝大部分官员还是不愿意辞的，最多就是埋怨一下。
    朱厚照也不怕这些官员们埋怨，他相信这些官员们的埋怨也没法掀起大浪，而且他还扩增着官员数量，许多底层官吏与新式学校的学生被补进了官员体系，使得整个南直隶和浙江的官员数量激增，这些新进的官员都很积极，也很感激朱厚照能给他们做官的机会。
    除此之外，朱厚照还修订了考成法，增加了晋升规则，表示大明从此以后官吏都有机会成为位列朝堂，成为公卿，甚至裂土封侯，而且要求公卿必须有底层尤其是州县从政经验，使得新进的官员也都很有拼搏的劲头，都希冀着自己将来能够位列公卿。
    当然，这些新进官员不知道的是，与他一起进入大明官僚集团的有数万乃至数十万人之多，要想从九品官员晋升到正一品基本上也没有多少人能做到。
    无论如何，朱厚照让王守仁等官员这么做是有积极意义的。
    如此时的南直隶便有了商务厅，专门负责管理南直隶的商贸，还有农业厅，专门管理南直隶的农业，行政管理的深度与广度明显大于以前。
    以前的大明官府能发挥的作用比较小，官员数量少，导致地方势力与宗族势力有了抵抗朝廷的环境，而现在即便是百姓卫生问题也会有专门的官衙负责。
    而一些新出现的市镇也被设为新县，设立官府，使得这些市镇不再是无官府管理状态。
    而这也带来了官员数量大量增加，朝廷财政支出加大，朱厚照这倒不担心，增加官员数量和因此带来的公职人员俸禄支出增加也是增加公共事业投入的结果。
    要想江南的公共管理更好更全面，增加公共事业投入是在所难免的。
    至于将来，这些官员为了保障自己的收入与待遇，会不会主动要求增加商税征收也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官员数量大量增加，考虑到行政效率的问题，在权力分配上也发生了改变，南直隶与浙江两省地方四品及四品以下的官员由各省会选，会选方式是成立省委和省常委，各省知府与省机关各厅堂官即参议与各省参政与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组成，由其会选出四品与四品以上官员，然后由组织厅任命。
    这种中下层官员任命权本来是掌握在吏部手里的，吏部直接铨叙任命中下层官员。
    南直隶和浙江的中下层官员更是直接由南京吏部负责。
    而如今，朱厚照与王守仁这么做，等于剥夺了南京吏部的这个权力，准确地说，是剥夺了南京文选司郎中的这个权利。
    这并不意外，大明很多时候的政治运转就掌握在这些四品以下的小官手里。
    给事中、御史、吏部文选司与兵部武选司这些官员都是掌大权的小官，当然也容易变成巨贪。
    如今，朱厚照和王守仁把这个权利直接给地方，自然是在制度上尽量避免这些小官巨贪出现，同时也避免这些在京小官不知地方实情而胡乱任命。
    让地方主要官员会选算是在官员内部搞推选，与朝廷廷推模式一样，这样可以选出尽可能合理和平衡化的官员，也避免一个文选司郎中就可以通过控制天下官吏任命而操纵整个天下，甚至带领整个文官集团与皇帝对抗。
    改成目前这样，就算还有掌控人事任免的官员要操纵政局也只能是操纵一个省。
    当然，名义上天下所有官吏都是皇帝任免的。
    不过，现实上是不可能的，地理因素与个人精力有限的因素，朱厚照必须把权力下放，而如何下放是需要考虑的，如今这种把权力不下放的一个人手里自然是更为科学的。
    但这样一来，也变相地增加了地方自治权。
    不过，朱厚照看过钱穆的《中国古代政治得失》，他记得按照钱穆的观点，地方自治权加大一定程度的加大是利于民生的，中国古代是一个中央不断集权地方自治权不断缩水的过程，造成中国古代越来越趋于内敛保守和不顾地方民生。
    如汉唐地方刺史权力便很大，甚至几同于诸侯，宋时是中央派遣专员负责地方事务，如今大明是巡抚巡按等京官管理地方，而且逐渐由临时派遣变成长期驻守地方，清朝更不用说，巡抚上面还有个总督。
    朱厚照不知道增加地方自治权是好还是坏，但在南直隶和浙江试点，他也只能先试试。
    毕竟南直隶与浙江的政治经济比较特殊，百姓受教育程度高，或许真的需要有一定自主性才能使其做出一些更加合理和开放乃至先进的政策，也许一些近代化的政令由中央朝廷颁布不一定适用于全国甚至会导致大乱，但南直隶与浙江自己实施会好一点。
    比如，伍文定便开始在南直隶实行起征税只征银元的制度来，这在南直隶实施很符合百姓利益需求，毕竟南直隶的百姓都不怎么种田，主要是务工经商，而且兑换银元也方便，自然更适合缴纳银元而不适合缴纳粮食。
    眼下，对于江南百姓而言，生活真的很惬意，做生意不再担心有行霸，新官上任也都在燃烧着自己的三把火，而且因为受朝廷考核制度影响，一些地方官为了政绩还会在政策上对客商以及手工业者特别对待，使得百姓们个人收入是蹭蹭的往上涨。
    南京、苏州、松江、宁波、杭州的人口数量直接增加数万乃至数十万，别墅园林乃至高档小区开始陆陆续续出现，城镇化的速度是越来越快，一个小镇年贸易额便突破百万银元，一普通平民到松江卖货便能一日赚数千银元。
    可是，这百姓倒是富裕了，朝廷还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海贸与殖民地掠夺带来的国家收入在越来越大比例的投入到江南的市政经费维持中来，让其他地方的督抚乃至京官们都开始有了很大意见。
    即便是南直隶与浙江地方官员也看不下去，自己官府修个路还得从中央朝廷拨的款里挤出来，而地方财阀却可以为了一花魁一夜掷万金。
    建立江南新的税政体制是朱厚照待在南京改革江南体制的最重要一步，也是最后一步，也是朝廷许多官员都想要做的。
    没办法，朝廷的官员们不能白干活不拿工钱，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朝廷就是统治这块地方的土匪集团，要想土匪们护你们安全不从你们手里直接夺，你们就得交保护费。
    如果朝廷不建立税收制度来收取合法的保护费，官员们只能用潜规则来收，滋生腐败，最典型的便是权力寻租。
    事实上，在朱厚照待在南京的第三年，已经开始出现了这种迹象，一些新进入官场的官员们见商人百姓相继豪富起来，开始出现了心里不平衡，开始从商人集团手里获取好处，也开始利用权力为自己谋私，甚至还有直接巧取豪夺的。
    “现在南直隶与浙江大都以经商务工为主，但税赋却依旧在以征收田赋为准，三十税一，以粮价推算，则三十银元之利取其一，可现在就算是普通百姓经商所得利润一次也不下数千银元，此税政已极为不合理！”
    王守仁此时便在朝堂上提出了自己在南直隶所发现的现象。
    但这时候，南京户部尚书王承裕站了出来：“陛下，臣以为，王阁老此言差矣，南直隶与浙江岁赋历来最重，其他各省不及南直隶与浙江岁赋一半，朝廷应当予以蠲免方是以惜民力，如何还能加征，加征实乃万万不可之事啊！”
    “南直隶与浙江多少田亩，其他各省多少田亩，南直隶与浙江多少户，其他各省多少户，王部堂难道不清楚吗，南直隶与浙江岁赋重于其他各省才是正常，而轻于其他各省才是不正常！”
    王守仁不由得回怼了一句，他自己也是浙江人，但他又是朝廷银行股东，自然清楚如今的政策是朝廷受益还是浙江地方士绅受益，但也因此，现在的他也要为了国家利益，增加一些江浙士民的负担，这样才能让朝廷有更多的财力去建设西北西南贫瘠地区。
    “陛下，臣以为轻徭薄赋方乃朝廷仁政，民富也是朝廷之福，朝廷当以节俭治国，又何必夺民之利！”
    南京户部左侍郎张晋也不提议加赋，但似乎也说的很有道理，减税免税本来就是善政，盛世之朝从未有加赋之说。
    “可今年的审计核算发现，天下诸省岁赋收入与支出不相抵，而寅吃卯粮之省有六省，云南、贵州、新增之甘肃、南直隶、浙江；
    云贵甘素来贫瘠，入不敷出也算正常，本来云贵全赖四川之岁赋供应，甘肃也全赖朝廷拨款；
    可南直隶与浙江这两年也开始入不敷出，甚至亏空达千万银元之巨！而南直隶与浙江如今海贸已不下十亿银元，敢问南直隶与浙江为何还会亏损！需由朝廷湖广、两广、山东等地接济！”
    大明第一任审计署户部左侍郎丛兰主导了大明审计工作，开始全面负责管控大明国有资产，但也正因为此，让他发现了江南体制改革后带来的财政负担，使得他不得不赶来了南京，帮助王守仁力促皇帝朱厚照改革江南税政。
    作为山东人的他可不希望自己山东百姓还拿买番薯的钱去给江南官员付进青楼的钱。
    “陛下，朝廷有北方矿税与南方海贸之收入，更有海外新领地之收入海贸之利，莫说南直隶与浙江入不敷出，皆算关内诸省入不敷出，也无伤朝廷运转，当年两宋以海贸之利赏能恩养必今日大明多数倍之官，如今大明海贸之利更甚于两宋，国家之富已数倍于两宋，又何必计较南直隶与浙江入不敷出之事，他省之民也不必嫉羡南直隶与浙江百姓之富，朝廷已取缔路引制度，他们若想求财，来南直隶与浙江便是！”
    这时候，南京户科给事中解一贯也说了起来。
    但朱厚照听了这解一贯的话只想笑，他不得不承认这解一贯说的话不是蠢就是坏。
    朝廷现在对外掠夺的财富多是不假，但不能只肥你南直隶与浙江啊，那样岂不是加剧南北收入差距，加大贫富差异，“他省之民不必嫉羡，想要发财可以来南直隶与浙江”这话也很荒谬，外乡人与本地人能一样吗。
    丛兰此时明显已经气得脸色涨红：“姓解的，你这简直是自私之言，枉顾全局，天下非只有南直隶与浙江，朝廷之钱需用于养军赈灾，岂能独惠于你南直隶！南直隶浙江之民已富可日啖六畜之肉，日居两层之楼，可西北之民尚居土窑之洞，西南之民尚居岩穴！以粗粮番薯为食！东南之民已如此殷富，而西南西北之民尚不足温饱，岂能还厚东南而薄西北西南！”
    “陛下，丛侍郎之言倒也在理，既然他不肯让朝廷之利惠江南之民，不如朝廷不再补给南直隶与浙江便是！又何必加赋于民，与民夺利，江南之官大都由朝廷会推，地方会选，皆是为民谋福祉的无私之官，且都清廉如水，也不会在乎钱财之物！”
    南京吏部左侍郎余才这时候也说了一句。
    “臣以为余侍郎所言甚是，南直隶与浙江可以不再接受朝廷救济！”户部主事万潮也跟着说道。
    “南直隶巡抚伍文定你以为如何，还有浙江巡抚黄衷，你们是主政这两省的，应该最清楚”，朱厚照问了起来。
    黄衷看了南京户部尚书王承裕一眼，他知道自己坐上这个位置和王部堂不无关系，而王部堂背后的江南财阀们的意见肯定是王部堂一致的，但自己身为浙江巡抚也不能把政治目的表现的太明显，毕竟阁老王守仁与掌柜朝廷国有资产审计的丛部堂也是自己不能得罪太狠的。
    所以，黄衷说了一句：“可以试试！”
    一下子，整个朝堂无比寂静下来！
    王守仁与丛兰愤怒地想要撕碎了黄衷！
    而王承裕等则嘴角一抿，露出了些得意之色。
    “既然如此，那便让南直隶与浙江自负盈亏”，朱厚照故作试探地问了一句，但这时候，伍文定站了出来：“不可！陛下，臣认为，谏言南直隶与浙江不改变税政且也不由朝廷银款救济者，当立斩之！！力阻朝廷改变税政或为本乡百姓为谋，但，谏言此策者，乃不为两省百姓谋福之恶官！乃心中无国亦无民也！”
    余才、万潮、黄衷听伍文定这么说，都有些惊惧起来，忙匍匐在地：“陛下，臣等绝非伍抚台所言之恶官啊！”
    朱厚照只是淡淡一笑，问着伍文定：“那照你来看，这税政到底要不要改？”
    “当改！若不改，只会逼官为匪，在朝中的诸位同僚或许不惧官绅胥吏之害，可一旦朝廷以道德治江南，只会让江南之律法形同虚设，朝廷除恶惩非之举只会前功尽弃！”
    伍文定这么一说，王承裕、张晋等大为恼怒，心想这伍文定一个湖广人还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