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困苦，也是最后的艰难困苦，到一九四三年入秋，战略反攻的前奏曲已经吹响了。
    而孟有田其实也不必妄自菲薄，他的作用也绝不是干掉了多少个鬼子，帮助光复了几个村子那么简单。一种新战术，一种新武器，推广开来的效果是难以准确估计的。
    以飞雷炮为例，即便是炸药缺乏，也可以用加大口径，加装黑火药的办法加以部分解决，对于缺乏攻坚武器的敌后抗日武装来说，是相当有效的。而飞雷炮大放光彩却不是在其诞生地，而是在冀中和冀南平原。
    大扫荡之后的冀中和冀南平原，鬼子炮楼随处可见，这些炮楼小的两三层、大的有四五层高，不用钢筋也不用砖头、全用夯土垒筑，三五天就能建成一座。有速度无质量的土楼子当然不结实，一颗炮弹就能够轰垮，可抗日武装偏偏没有重武器，硬是拿这简易炮楼没办法。
    飞雷炮的闪亮登场则改变了这种局面，二十多公斤黑火药的炮弹，就算有些偏差，也足以震得土楼子摇摇欲坠，声光效果更让守卫其中的敌人心胆俱裂，斗志丧失。
    整个敌后抗日战场虽然分区分块，但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敌人的兵力有限，一贯是拆东墙补西墙拼凑机动兵力，太平洋战场的大量抽调，以及新补充的日本少年兵、老爷兵的不堪大用，被动则会不断扩散，兵力越来越捉襟见肘，能够确保的区域也越来越小。
    后退，收缩，放弃非重要地区，确保交通要道和主要粮棉产区，日本鬼子已无心“运动”，敌后武装也不必时刻准备着去“游击”。为了适应新形势下打运动战的需求，为了使八路军的作战能力与攻势作战的要求相适应，全军的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人民武装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政治整训。
    反攻虽是“局部”的，但它到底标志着战斗的主动权已经掌握在抗日武装一方，出击、收复失地开始成为此后作战的特色。
    一九四四年十月，孟有田参加了他的最后一次战斗，光复县城。应当说，这是县城的第二次解放。第一次是战争初期从敌人的占领中解放出来，建立了根据地；第二次便是根据地的变质和重新恢复。可以看到，第二次解放，在人民中唤起的热情很不一般，比第一次的热情还要坚实。因为他们真正尝到了亡国奴的苦果和自由的滋味。
    这种热情集中体现在参战的人数上，部队后面跟着长长的群众队伍，其长度远远地超过部队。他们背着破旧的步枪，抬着打铁砂的大抬杆，扛着担架，大车上载着炸药和高大的云梯，浩浩荡荡，好不热闹。说老实话，这时的战斗也确实离不开他们。因为许多攻坚战斗是依靠改造地形、挖掘壕沟坑道、埋藏炸药解决的。
    “有田哥，有田哥。”孟有田坐在大车边上，戴着顶破帽子，可这样还是被熟人认了出来，四秃子连蹿带蹦地跑了过来。
    “臭小子，娶个媳妇儿咋还来了个倒插门？”孟有田跳下大车，笑着招呼道：“十里村隔了有多远，也不说来看看我。”
    “嘿嘿。”四秃子不好意思地挠着头，说道：“忙呗，忙着侍弄那三亩地，多打点粮食也好意思意思啊！”
    “意思个屁，说给你就给你了，交租子还上瘾啊？”孟有田斥骂道：“多打了粮食就多吃几斤麦子，甭往我那送啊！”
    四秃子还想争辩，孟有田已经岔开话题，问起了别的事情。
    今年开春，孟有田便和紫鹃商量好了，把宋家的土地都送了人，送的当然都是孟有田的好哥们。不知道的都说紫鹃开通，不做剥削阶级了；说孟有田够意思，念旧不忘老朋友。却没几个人知道这是孟有田别有深意的举动，一来挣个好名声，二来也算是让老哥们过上几天好日子。
    多了也不敢给，孟有田也怕以后让老哥们背上什么富农、地主的包袱，每家要么是好地三亩，要么是孬地五亩，总之让老哥们都尝尝自己有土地的喜悦。至于这喜悦能持续多久，就不是孟有田所能知道的了。
    “听说你一直想去当兵吃公粮，咋就没成呢？”孟有田指着四秃子背的干粮袋，疑惑地问道。
    “要是吃上公粮，可就不用自己带干粮了。”四秃子摇了摇头，脸有点红，讪讪地说道：“头年，俺本来下定决心要来，跟俺那口子一商量，她说，你看我腆着这么个大肚子，活儿也不能干，等孩子生下来，你再走，这个好说。”
    “孩子不是生下来了吗？记着小名是叫栓子吧？”孟有田笑了起来，调侃道：“这名字叫得好，把你这个当爹的栓住了吧？”
    “差不多吧！”四秃子苦笑着摇了摇头，说道：“孩子生完了，俺就又去跟她商量，你猜她怎么说？她说，参军是个好事儿，这样吧，你让俺先去，你在家带孩子，行不？”
    孟有田笑得畅快，抹着眼泪说道：“怪不得你不来看我，原来摊上个聪明的媳妇，看得严严的啊！家有贤妻，夫不遭横。你小子，有福气，太有福气了。”
    甭说人家自私，甭说人家落后，发自内心的最朴素、自然、真实的想法固然不够崇高，不够积极，不合政治宣传的口吻，但也未尝不可爱。参军自愿，人家也没犯了王法，有那么一点狡黠，农民似的狡黠，但却透着对丈夫，对家庭浓浓的爱。
    任何事情只有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联系起来才有意义，不然都可有可无，都可以忽略。甚至连爱情、结婚、生育等都要如此，这种思想真是古典式的，和现代观念相距甚远，自然也不是孟有田所赞同的。
    个人的幸福远没有国家的前途和社会责任那么重要。这种认识和态度不能说是不对，可一旦极端和简单化，使其水火不容，也未尝不是一个问题。
    精金似的人物有多少，为了神圣的目的而抑制和否定个人，难道不也是危险的吗？孟有田和四秃子边走边说笑着，但心里却是思潮起伏，难以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