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曹操是一个放荡奸诈、唯恐天下不乱者，这些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汉末名士又怎么会赞赏他、推许他？
    如蔡邕等又怎么愿意和他交往，甚而桥玄还引导他“交许子将”取名于时？
    由此不难看出，所谓曹操少年时“飞鹰走狗，游荡无度”、“本无令德，僄狡锋侠，好乱乐祸”等某种角度上不过是一种歪曲之语。
    而且由曹操年轻时就已“博览群书”、“明古学”以及起兵之后仍然“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等。
    也可看出，曹操不但早期接受了较为系统的儒家文化学习，成年后更没少花时间和精力来钻研儒家文化思想。
    可以说终其一生曹操都没有离开过对儒家文化的学习和研究。
    毕竟儒家思想在两汉一直居统治思想，儒学为官方之学，使它上对帝王将相，下对一般士人乃至整个社会的群体意识都有极重要的深远影响。
    而人是社会的产物，也是传统文化的产物，生长于一定社会环境之下的任何人无不会在思想上被深深地烙下这个时代主流思想意识的痕迹。
    在两汉普兴儒学、崇尚儒学，以儒学为进身之本、以儒家思想为衡量事物准则的社会环境下。
    曹操无法不学习儒学，也不能不以儒家思想为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某种依据。
    也因此，曹操不仅在年轻时显示出为名士所钦佩的某些儒士品质，在以后的政治生涯里也多显露出其价值观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汉末以荀彧为代表的一大批儒学名士最后择曹操而辅，除了因曹操有雄才大略之外，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看到了曹操秉持有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治世思想。
    曹操对儒家文化思想的敬畏不是没有，但是也要放在什么时候。
    汉末，由于儒家文化思想在社会上仍然发挥着很大的意识作用，而自身又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所以曹操对儒家文化思想始终都存有一份深刻敬畏。
    这种敬畏既表现为他一方面继续沿用儒家思想为执政思想，另一方面依据现实统治需要实行某些与儒家思想相冲突的措施时又表现出对儒家思想的一种妥协。
    就前者来说，曹操的许多举措都体现了这点。譬如用人方面，他就颇为重视有儒学素养才德兼备者。
    如任用蒋济为丞相西曹属、任用邴原为五官长令史、以崔琰为东曹掾、以徐宣为左护军留统寿春等，
    在曹操统治集团里，很大一部分官吏即使不是儒学之士，也有着儒学背景。
    在对待这些儒士的态度上曹操也是尊之重之。
    如邢颙曾“以故将丧弃官”，“有司举正”，欲按法治罪，曹操却以“颙笃于旧君，有一致之节”免除对他的刑罚处置。
    再如用毕谌为兖州别驾后，毕谌却在张邈叛乱时投降张邈。
    尽管曹操因此很愤怒，可当再次俘获毕谌，“众为谌懼”，以为他要杀掉毕谌时，他却以“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忠于君乎！吾所求也”。
    不但免毕谌一死，还以之为鲁相，不论是辟用邢颙恕其擅离职守之过，还是任用毕谌原其背叛之罪，一向以严格执行法令著称的曹操却在儒家忠孝面前宽贷枉法。
    在改变风俗和推行文化教育方面，曹操同样以儒家思想为主导。
    针对汉末以来社会风气衰败现象，他颁布和推广《礼让令》，以为“斯合经之要矣”。
    并在频繁的战争中积极兴学重教，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
    这些行为不但使儒家思想得以延续和播扬，也极大地影响了曹魏大臣及其继位者。
    至于魏文帝、明帝乃至高贵乡公曹髦皆能在很大程度上实施措施振兴儒教，而大臣如刘馥、杨俊等也都能在任职一方时兴修学校，传播儒学。
    不仅如此，在家庭教育上曹操重视的也是儒学教育，要求子孙勤读儒家学说，并请精笃儒业者如邢顒、崔琰、邴原等来辅导他们。
    以此故，曹丕“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而曹植等也都深受儒学熏陶和影响。
    可见在曹操的思想里，不论是用人还是处事始终都深受着儒术治国理念的影响，在他的价值观、世界观里始终都有着儒家文化思想这杆标尺。
    特别是当统一北方大局趋于基本稳定的情况下，面对人们议论他“有不遜之志”时，建安十五年十二月他颁发了《让县自明本志令》，于其中他自剖心迹，以齐桓、晋文和周公自譬，强调了自己没有篡汉之心只有忠汉之举、自己将永远忠汉等。
    这让人看到了曹操从心理上无法真正走出儒家“君君臣臣”那一套理念的约束和限制：不仅担忧自身偏离儒家思想，也非常畏惧他人视其言行有偏离儒家思想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