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曹营迫于形势自枣阳县开拔转移的同时，唐县的回营也遭遇了灭顶之灾。九月初二，熊文灿、左良玉、张任学麾下诸部官军发动猛烈攻势，连破唐县回营三十六寨，“老回回”马守应及“革里眼”贺一龙、“混十万”马进忠为避覆盆之险，横下心分三路突围。这时候官军协同作战能力不足的短板就暴露出来了，各部互不相让、各自为战，虽不至于前功尽弃，但整个围困阵线疏漏百出、形同虚设，令马守应等巨寇趁机脱身，彻底围歼回营的企图终究还是功亏一篑。
    回营败后，不敢走枣阳，而是经新野长驱直入襄阳府腹地。陈洪范等部其时焦点全在左近的曹营身上，没料到河南官军会有如此重大疏漏，调遣不及，回营由是得以在襄阳府北部地区大肆剽掠了一阵，而后西进谷城。
    驻守谷城的张献忠连传捷报，但言“杀回贼甚众”，可事实上，回营一路从容越险渡津，不三日，即顺利藏进了均州、郧县周遭的险峻群山，官军再剿，登时难如上青天。不仅如此，曹营败走后，同样折向西北，龙在田、陈洪范两部官军追击，杀伤多有，但难阻其军势。罗汝才沿路招徕无主群寇，及抵郧阳府东南的保康县时，聚众复达万余。曹营在保康境内烧杀淫掠数日，也一头扎入房县、竹山等县的深山中，偃旗息鼓。明眼人都瞧得出，张献忠与回营、曹营的关系依旧暧昧，甚至有坊间传言，西营在回、曹二营联手进袭枣阳期间，也曾“数阴助之”，差些掀翻了赵营。但这些都仅仅只是猜测，无人能拿出确凿的证据，一直以来风平浪静的西营也至今如同置身事外般，全无波澜。
    从八月始至九月初这为期月余针对以回、曹二营为首的湖广、河南等地流寇的围剿行动基本告一段落。最终虽未能将马守应、罗汝才等巨寇铲除殆尽，但也大伤其众元气，堪称近年来鲜有的胜绩。
    熊文灿剿抚二功并举，颇得朝野嘉许，煞为春风得意，意气风发自叶县移节亲镇襄阳，以震慑楚、豫等地群寇。熊文灿既至，作为半个地头蛇及合作伙伴的陈洪范岂能无动于衷，当即广发群柬，邀请楚豫间有头有脸的文武官员数十人会宴，明称“庆贺灭贼盛况”，暗中打得自是为熊文灿接风洗尘的主意。考虑到诸部官军需要回师整顿，颇具“体谅之心”的陈洪范将宴会日期设在了九月初九的重阳节——“满园花菊郁黄金，每逢佳节倍思亲”，这便是其请柬的标首题句。
    值此尚未叙功之时，作为受邀人之一的赵当世当然要好好准备表现表现。然而大战方罢，军中待处理的事务繁巨，在赴宴之前，他还有几件事得先理出头绪方才安心。
    第一件事，处理降兵。
    本月初七，身处方塆北部时家小冲、正与王光恩等部交涉的徐珲收到赵当世的来信，信中态度坚决，标明了王光恩等部投降的条件。条件之一，便是各部被允许留存的战兵数目。常国安最多，八百人；王家兄弟其次，五百人；王国宁再次，三百人。其余杨友贤、许可变、胡可受等零零散散一二百人乃至数十人不等。如此一来，近万人的降兵可留在旧营为战兵者总计不会超过二千人，十去其八。剩下的八千人当然不是直接遣散了事。考虑到后续屯田规模扩大亟需劳力以及空缺兵员补充问题，这八千需要经过层层筛选以定去向，实在不堪用的才会给予遣散费。
    实话说，对于整编这事，常国安及王光恩等人并未强烈抵触。原因一是形格势禁，面对赵营的不断施压，仰人鼻息的诸营再三权衡后不得不退让。双方筹码并不对等，纵然张牙舞爪也于事无补。原因二则因事实摆在那里，不接受赵营的招降，就得承担战败流窜的后果。诸营无一不缺粮，早前只因连战连胜，有缴获为继，才滚雪球般越发壮大。一旦钱粮困顿，缩编对于流寇而言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即便没有赵营，诸营审时度势，也会暂时削减兵力。说到底，满足军中铁杆中坚才是刚需，有中坚力量在，待到丰年，兵力很快就能再度膨胀。无论常国安还是王光恩等部，剔除杂余，真正拿的出手的主力无一能超过千人——罗汝才以三千铁骑即能成为屈指可数的巨寇，更何况他们。赵营并没有强迫诸营放弃老本主力，八千汰兵看似多，皮毛而已，远算不上伤筋动骨。获取官身对大多数流寇而言诱惑巨大，尤其在作战环境险恶的当下。有常国安作表率，只要赵营的封官许愿到位，阻力没有想象中的大。这件事，交给徐珲全权负责。
    第二件事，安排枣阳县临时的领导班子。
    因曹营入城，枣阳县的核心官吏系统几乎破坏无遗。这是掌握全县实权千载难逢的机会，赵当世当然不会无动于衷。
    明清衙门中职务，分官、僚、吏。官为正职，僚为副职，皆有正儿八经的朝廷品级，称“品官”。吏的地位则远在其二者之下，无品级、“不入流”，由官僚自己“辟召”，严格而言其实算是在衙门办事的百姓。即便吏员也有考评、升迁、罢黜制度，但涉及官僚机制、背景素质及工作性质等诸多方面，想转吏为官，难度相当大。譬如万历年费县吏员杨果受任费县知县，一时便“朝野哗然，舆论纷纷”，人皆以吏员不能担任“正印官”为由大肆抨击。
    然而，有道是“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由朝廷统一任命的官僚虽然手握大权，可地方政务的运转实质上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没有官衔的“役夫”与“胥吏”。役夫是本地按照税役法服役的差遣人员，多充更夫、捕快、狱卒等劳逸，地位犹低。胥吏好些，大多是谋不得出身的读书人，行“刀笔之能”，故又称“刀笔吏”。且若一人曾出为胥吏，则此人就会被永远剥夺进士科考核的资格，入仕为官的路算被彻底卡死了，是以又有“一日为吏终身为吏”的说法。胥吏基本雇本地有经验者充任，很多岗位缺少后继，甚至有以耄耋年仍兢兢业业者，少数重要岗位由官员随行带来的幕僚充任。枣阳县各衙门官僚死绝，无一幸免，吏员则七七八八活下来大部分。这是一桩好处，意味着只要在几个关键点位上安上人，整个县的中枢依然可以一如既往，有条不紊地运转起来。
    县中官僚职级虽不大，好歹都是朝廷命官，有朝纲律法为强背书，赵营摆布他们，操作空间和弹性无疑小了许多。但胥吏就大为不同了，根基浅薄，只要不闹出太大动静，赵营的势力镇在那里，威逼利诱的后顾之忧几乎可忽略不计。
    枣阳县素由知县、典吏主事，说得更确切些，乃是曾为典吏的褚犀地的一言堂。这样更好办，派一个顶替褚犀地的位置，接盘过来就行了。这个人选赵当世认为没有比覃奇功更合适的了。较之起赵营中其他文武，覃奇功在忠路宣慰司时曾有过政治经历，广涉政军，可谓“上马治军，下马治民”的人才。遍观赵营上下，综合素质能出其右者微乎其微，把枣阳暂时交给他打理，赵当世是一百个放心。
    枣阳县内要规划的事有很多，赵当世交给覃奇功的前期任务有三。一为收拢民心，安抚民众，将因曹营荼毒而引发的恐慌动荡局面稳定下来。揭露祝允成、褚犀地之流的卑劣行径，同时宣传赵营以及赵当世本人的光伟正形象。二为整顿吏治，笼统而言便是“打击异己，安插人手”。枣阳县胥吏众多，心思各异，确定愿意与赵营合作者、剔除同床异梦者是重中之重。此外，褚家一倒，大量关键岗位空缺出来，赵营中也需及时安排自己人补进去。三为重新检地，曹营带来的兵灾导致了县中包括褚家在内许多大户阖门被灭，无数膏腴良田顿成无主之地。这些地赵营当仁不让，都要接手过去。除却田地，其他鱼、矿、盐等产业也一并归算在内。
    此三项任务看似简单，却为后续赵营即将着手的一系列举措打下基础，内中细节之纷杂繁复，赵当世心知肚明，不一而足。这样的重责，在赵当世看来，也只有覃奇功才有能力担负。令赵当世欣慰的是，覃奇功将他的委任一口答应下来，毫无推辞，言语之间，更颇显坚定自信。有他这份态度在，赵当世自无多虑。
    第三件事，规划新一轮的军改。
    历经回营、曹营两番苦战，赵营虽然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代价也不小。惠登相、景可勤、宋侯真、廉不信等军官被捕被杀，职位空留，亟需替代，兵士或伤或亡近二千，亦要补充。另有王光恩等部新附，兵马入战兵入屯田兵都得调划，更缴获马匹数千，军资无计。此类种种，均非一日能够捋清。赵当世百事缠身，决定将此番军改的工作交付侯大贵、王来兴、何可畏为主，昌则玉、穆公淳为顾问的小组主持，自己只参与一些重大决策。这是赵营成军以来他首次没有主持军改全程，但凭着以往积累下来的经验，赵当世对他们的能力与热情还是抱有相当的信心。
    以上三件事做完，尚存最后一事。九月初七，天刚破晓，仅在枣阳县城住了一宿的赵当世便轻装简行，踏雾出城，驱马赶往范河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