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人习俗多妻多妾，多尔衮就有好几个妻子。眼前这个多尔衮的妻弟自称是多尔衮四娶福晋之弟。多尔衮另还有四个福晋，其中两个都是科尔沁部出身，去年拥立福临登基后为了巩固自身势力拉拢后宫，又新迎娶了科尔沁部右翼杜尔伯特旗台吉之女。所以此妻弟目前正受宠信，多尔衮派他来表现出了相当大的诚意。
    靠近辽东边地的女真、蒙古等部落的贵族均学习汉文汉话，所以吴三桂与多尔衮的妻弟沟通起来没有语言障碍。听了对方的一番述说，吴三桂心中疑云顿释。原来奉命出山海关出使清国的杨珅 、郭云龙一行人还没等到达沈阳，半路上就撞见了清军。
    早在今年初，顺军在陕西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就惊动了定居河套毗邻陕北的蒙古鄂尔多斯部。鄂尔多斯部随后将顺军占领陕西的消息传给沈阳清廷。其实清国亦对明国内部的动荡多有关注，去世前的黄台吉更是明言“以朕度之，明有必亡之兆。何以言之？彼流寇内讧，土贼蜂起，或百万，或三四十万，攻城掠地，莫可止遏”，认为可以利用明国自身的矛盾为清国取利。有此思路指导，崇祯十五年底清军破边犯明，黄台吉嘱咐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如遇流寇，宜云尔等见明政紊乱，激而成变。我国来征，亦正为此。以善言抚谕之。申戒士卒，勿误杀彼一二人，致与交恶”，有目的的想与同样敌对大明朝廷的李自成等势力结交以便“相约伐明”。袁时中当初率领小袁营在淮北之所以能力挫清军取得难得一见的胜利，亦因清军在黄台吉“联寇伐明”指示下战意不定所致。
    不过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李自成对清国并不感兴趣。
    有明一代，防御边地的明军与塞外蒙古诸部落大小战事不断，总体说来胜多败少，完全不畏惧，甚至反过来经常出塞往各处蒙古部落劫掠打秋风，几如家常便饭。李自成身居边地多年，顺军将领亦不乏边军将士，在他们的印象中，塞外的鞑子最令人头疼的只是来去甚速神出鬼没的袭扰，真正硬碰硬对仗，数百年来研究出不少克制蒙古游骑战术的明军常常能以少胜多，乃至以骑对骑追撵数百里。故而包括李自成在内的广大顺军将士对塞外部落的战斗力实际有一定程度的轻视。
    中原与关外万里相隔，清国不甚了解各流寇实力及顺军的具体情况，反之顺军对清国亦是两眼一抹黑。立志推翻明朝取而代之成为天下正朔的李自成自不会将清国这样的“蛮夷”放在眼里，李自成等大顺高层眼中最大的敌人只有大明朝廷，清国于他们而言，大抵仅仅塞外那些只会剽掠滋扰的蒙古部落的翻版罢了。
    直到黄台吉驾崩，他“联寇伐明”的计划并未能真正施行。然而，他的想法却被政治嗅觉敏锐的多尔衮牢记。
    本年初，拥立福临成功即位的多尔衮逐渐坐稳了清廷首要重臣的位子，一想起黄台吉遗愿，旋即派遣了迟起龙、缪尚义及蒙古旗二人一起送国书去陕西，想找李自成“协谋同力，并取中原”。谁想等他们从蒙古部落绕去陕北，进军甚速的顺军已然向北京高歌猛进了。驻兵榆林卫的大顺确山伯王良智——即在西安投降李自成的原大明西安守城副将王根子——接待了清国使者，收下信后随即奏告了李自成此事。但对天下早便志在必得的李自成依旧看不上“蕞尔蛮邦”的联盟邀请，未予理会。多尔衮没得到李自成的回复，只好暂时将精力放在内部，先在四月间寻机将豪格削爵议罪，杜绝了这个政敌反攻的可能。待内事完全稳固了，多尔衮的眼光自然而然再度转向了外头。
    三月上旬，吴三桂奉崇祯帝命令入关勤王，将关外宁远等六城尽数抛弃。过了几日，情况被附近清军发觉，迅速出兵占领了这些土地，又赶紧向清廷报告关外明军闻风而遁。事出突然，多尔衮感到很蹊跷，联想到了此前鄂尔多斯部的报信与顺军的浩大声势，判断能让明军壮士断腕做出放弃经营数十年的土地的举动，一定是与顺军进逼北京有关，“遂下令修整军器，储粮秣马，俟四月大举进讨”，准备伺机渔利。
    四月初四，恰好与曝尸数日的崇祯帝入殓下葬、吴三桂中途变卦折返同一日，清国大学士范文程向多尔衮进呈了趁机进军关内的奏章。范文程是辽东汉人，世代官宦，早年为沈阳生员，被当时尚为后金的满洲兵掳掠从而投效努尔哈赤，此后屡次献策对抗明军，逐步受到重用。又深受黄台吉信任，职掌颇多政务，位高权重，堪为清国汉臣之首。
    身为汉人、熟知汉事兼具战略眼光的范文程在奏章中建议多尔衮抓住明军势蹙的良机迅速进兵博取关内地盘，而且明确指出形势易变，清军现在“虽与明争天下，实已流寇角也”——此时无论范文程还是多尔衮都还不知道北京已被顺军攻克明廷上个月就覆灭了，依然将大明视作主要敌人，但是在战略层面已经将大顺的威胁置于大明之上。此外，奏章内容还提到了具体军事安排，即“进取中原”为长远目标，“直趋燕京”则是此次进军的首要任务。这也是清国上下长期以来的共识，清国虽说屡胜明军，但体量终究难比大明，若贪多妄图一口吃成个大胖子，只能反受其害，所以分步走才是妥当做法。毕竟对当下的清国来说，纵然只拿下北京，也足称奋三代余烈，厚积薄发得来的重大战果了。
    多尔衮刚斗倒豪格等政敌，迫切需要一场军事行动转移国内注意力以及争取一份大战功稳固自身权威，内心十分赞成范文程的观点。不过，他还是比较谨慎，暂时没有公开对此做出反应，范文程于是去盖州汤泉养病了。
    过了两日，多尔衮听说北京失守，不再犹豫，瞬间感到向关内进军刻不容缓，将刚刚抵达盖州的范文程连夜叫了回来，讨论军事。范文程当然极力主张发兵，且从“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规律判断兴起过快的顺军大有可能尚未完成立国所需诸项秩序规制的建设，其本质还是松散的流寇，这样的对手全凭一口气坚挺至今，一旦受挫，没有强有力的制度约束管理，气势必然一泻千里，是以“可一战破也”。
    范文程的话让多尔衮坚定了入关的信念，两人继而论及往后的战略布局。范文程提出要分三步走，一为取关东土地，二为夺得北京，三为进取天下。取关东土地，是满洲人从努尔哈赤时期开始浴血奋战的目标，数十年的未竟之业，却短短几日就在多尔衮的手上完成，不得不说是多尔衮的运气。夺得北京，则是多尔衮与范文程对于此次入关的共识。而第三步，纯属多尔衮的愿景了。
    范文程亦知按清国目前的实力，谈进取天下为时尚早，又不忍打击多尔衮的勃勃雄心，便轻描淡写说道：“国家止欲帝关东而已，若将统一区夏，非乂安百姓不可。”打了个官腔。然而，这样的话听在如今摩拳擦掌的多尔衮耳中，激励不减，出兵大明之事遂敲定。
    四月七日，多尔衮祭庙，随后全面动员兵马。九日，满洲、蒙古八旗三分之二兵力加上汉军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续顺公沈志祥等共计十余万人出征，此等盛况在其时的清国臣民眼中亦“前后兴师，未有如今日之大举”。
    清军十九日至辽河，多尔衮询问了随征的洪承畴一些有关顺军战斗力的事。洪承畴先说清军“天下无敌”，顺军乃“流寇可一战而除”，拍完马屁接着提醒他“流寇十余年来，用兵已久，虽不能与大军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汉兵轻视之也”。洪承畴曾先后在中原剿寇、辽东督军，对清、顺、明三方兵马实力都有直观了解，如此而言虽有意保守，但至少表明，李自成部署在北直隶的十余万兵论战斗力并不会比关辽军差多少。
    多尔衮闻言肃然，对此战不敢掉以轻心。洪承畴往后又提到清军入关有几点必须着手进行的事宜，比如宣传为大明复仇以降低百姓的抗拒、禁止往年的劫掠行径收拢人心、规定赏罚条律鼓励兵士等，多尔衮都一一采纳。
    清廷此前多次招降吴三桂未果，多尔衮摸不清吴三桂的心思，所以为了避免与关辽军纠缠以至于同时面临顺、明双方的压力，一如既往向北取道蒙古诸部绕过山海关，沿途借住蒙古部落村庄，打算从墙子岭一带进密云县再去北京。这样做既能避免与关辽军交战，也能缩短到北京的距离，更能出其不意打顺军个措手不及。
    多尔衮没有想到的是，十五日，大军将至翁后，却在不期遇见了吴三桂的使者杨珅与郭云龙等人。杨、郭两人向范文程述说了请求援兵之事，言语极为谦卑，以“乞师”代称。范文程将吴三桂的信转交给多尔衮，说吴三桂“当开山海关门以迎大王”，多尔衮虽然大喜过望，可还担心是宿敌设下的圈套，颇有些将信将疑的意思。
    只是山海关的五万关辽军投顺对多尔衮的诱惑太大，若吴三桂真愿意合作，那么自己击败顺军夺取北京的希望无疑大大增加。这样的机会太难得，即便存在风险，多尔衮并不打算放弃。他立刻转军改道前往山海关，十六日抵达西拉塔拉时为了保险起见，给吴三桂写了回复信，并让郭云龙和自己的妻弟先去山海关通传消息，安定吴三桂之心。这才有了郭云龙突然回到山海关的这一幕。
    清军改变行军路线后，向着山海关兼程进发，十九日到锦州，二十日到连山。今日，二十一日，其众已击溃顺军唐通布防北面的兵马，进驻山海关的威远台附近。
    “大王既到关，何不速速引军来会，共破闯贼？”城外战鼓咚咚直响，吴三桂轻轻跺脚，面色焦急，“闯贼攻关在即，我军守住石河正面防线，大王再驱兵北袭闯贼腹背，一战可定乾坤，还在犹豫什么？”
    郭云龙听了这话，从袖子里摸出一封信，递给吴三桂道：“吴爷，这是大王给你的信。”
    多尔衮的妻弟这时候淡淡道：“吴爷看了信，再点个头，大兵即刻就到。”
    吴三桂满脸不耐地展开信，可是才看两眼，脸色骤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