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院非常有钱，不仅接受社会捐赠，而且在机器制造厂有股份。
    蒸汽铸币机、蒸汽纺纱机、蒸汽织布机、蒸汽毛纺机，凭这四样就日进斗金。
    铸币机需要朝廷公文，由官方下单订货，不得随意私造。
    另外三种机器，则敞开了卖给商贾，占据99%的市场份额。剩下1%的市场份额，则是广东那边在仿造，机器性能相对有些落后。
    如今的机器制造厂，王渊作为主要投资人占股55%。另有30%股份，由参与机器研发的学生，进行科研技术入股。最后15%股份，属于物理学院入股，所获利益归学院集体所有。
    从物理学院走出的学生，外放做地方官的时候，都可在学院申请路费，视任职地点远近而给予帮助。在接受路费资助的同时，该学生必须立誓，今后做官不得贪腐，要有一颗仁政爱民之心。
    翁万达就有申请路费，他一路南下徽州，手里头还算宽裕。
    越往南走，翁万达就越感觉不对劲，过了镇江之后，到处都是已经干涸的田地。
    他沿途询问南来商贾，得知江南数省干旱严重，立即写信给王渊，请朝廷下令督抚和御史，赶紧清查各地常平仓。粮仓空虚的赶紧补齐，同时防止粮食被盗卖，一定要压住即将飞涨的粮价。
    其实，不用翁万达写信，朝廷就已经收到消息。
    文渊阁。
    因为族人卷入两淮私盐案，杨一清辞职没有获准，这阵子都窝在家里称病不出。
    毛纪焦急道：“入夏以来，江南数省大旱，各地请求减免春粮赋税，今年江南的春粮，恐怕会减产六成以上。近日，各地督抚又纷纷上疏，由于旱情严重，夏粮播种困难，个别州县的夏粮恐将绝收。南直隶、湖广、江西、浙江、福建、广西、云南、贵州，一共八省出现大面积旱情！江西、浙江有蝗灾迹象。”
    众皆无语，不知如何应对。
    全国的主要产粮区，一大半都出现旱灾，哪来的粮食去赈济？
    “今年的漕粮，恐怕难以足额运抵京城，”杨廷和对王渊说，“王尚书，请敦促锦衣海卫，从南洋多运一些粮食到北京。”
    专门把王渊请来内阁议政，恐怕目的就是这个。王渊也不敢打包票，只能说：“尽量吧。”
    王琼说：“出现旱灾的八省，不但要减免春粮，还应当免除夏粮赋课。就算没有旱灾的州县，也应该一并免除，如此可让地方多留些粮食，或许可以稍微平缓一下粮价。”
    蒋冕忧虑道：“大明总共就两京十三省，八省夏粮全免，朝廷如何支撑？”
    王渊说道：“去年没有边患，广西之乱平定后也没打大仗，太仓储粮估计还有不少剩余。大家都节衣缩食，典礼祭祀也不要搞了，和尚、道士的岁米也别给，总是能撑过今年的。”
    朱厚照年轻的时候，一会儿信佛，一会儿信道，一会儿信绿教。不但招来大量僧侣，还给他们建造寺庙，这些寺庙没有庙田（表面上没有），全靠中央财政来养活。
    蒋冕说：“京郊良田，被阉宦侵占无数，可趁机全部收回。”
    杨廷和道：“此事宜速办。”
    王渊说：“近二十年兴建的京中寺庙，可以全部捣毁！西苑里边的寺庙，不再给一粒粮食，饿得快死了他们自会离开。”
    王琼补充一句：“若有抢占民田为寺田者，收回田地，罚没粮食，勒令还俗！”
    漕粮无法足额运输，还要免除八省夏粮，中央必须保证京畿地区的粮食供应。
    谷大用离京时走得干脆，田产、房产、店铺或捐或卖，亲戚族人也全部带回老家。但是，张永因为病情严重，弟弟和外甥都不听话，现在还有大量京畿产业没动。
    把张永留京的亲戚，全部抄家问罪，必然能弄来大量钱粮。
    还有皇帝的两个舅舅，已经失宠十多年。抄家是肯定不敢的，却可以罚没田庄，又能弄来许多粮食。
    和尚、道士、绿教……这些皇帝招揽的僧侣，加上他们的徒子徒孙，人数总共有好几万。全部勒令还俗，罚没粮食和庙田，又能省下粮食无数。
    豹房附近也有寺庙，而且建在皇城之内，王渊暂时不敢动，但他有权停发僧侣的月粮（这些粮食由光禄寺提供）。嗯，也不算停发，只是拖欠而已。毕竟国家困难，出家之人慈悲为怀，应当为国为民做出贡献嘛。
    杨廷和说：“陛下那里，应该先去通气。”
    “此事我来办。”王渊揽下差事。
    杨廷和、毛纪、蒋冕、王琼纷纷拱手：“便劳烦王尚书了。”
    八省旱灾，兹事体大。
    一旦处理不善，不说饿殍遍地，还有可能造成民变。
    面对如此局势，内阁首先和睦起来，杨廷和与王渊也暂时放下矛盾，先携手共渡难关再说。
    为啥四川私盐案，王渊没有逮着杨廷和死怼？
    以朱厚照现在的心思，只想求稳多活几年，根本不可能放杨廷和归乡。王渊如果不能一击致命，政治矛盾很可能升级为党争，到时候国家大事很难正常处理。
    王渊做事留三分，杨廷和心知肚明，两人早就达成默契。
    因此遇到八省旱灾的大事，双方才可以密切合作。这在嘉靖朝是不可能的，政治斗争过于激烈，都不给对方留活路，互相之间拖后腿，最终倒霉的还是老百姓。
    王渊突然说：“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把课税改革也推动一下。”
    杨廷和眉头紧皱：“就算要改革，也该明年再说，现在必须稳定地方。”
    王渊解释道：“我并非是要大概，而是改实物课税为征钱。目前，银元与铜币已经流通各省，但只有部分税项是缴纳银钱，其余还是以实物税收为主。不如借着八省旱灾之机，从明年开始，地方课税全部折算为新钱（银元、新铜钱），好让地方也多一些喘息余地。”
    蒋冕问道：“粮食课税，若全部改为征收银钱，那每年的漕粮从哪里运来？”
    王渊说道：“保留运河、长江沿岸，部分产粮区的本色征收。这些地方的粮课，足以支撑每年400万石漕米。”
    四位阁臣暂时没说话，都在仔细思量利弊。
    若只保留长江、运河两岸，部分产粮区的实物税收。那绝对能省下无数运输成本，于国于民都是大好事，但会伤及漕运官员、士卒的利益。
    毛纪问道：“一旦完成改革，空置下来的漕兵、漕工，至少在二十万人以上，这些人的生计如何安排？”
    王渊笑道：“大部分漕兵、漕工，恐怕日子会更好过。”
    众人沉默。
    事实真如王渊所说，漕兵、漕工看似有铁饭碗，但他们的生活非常艰苦。就算没有运输任务的时候，也会被漕运武官役使干私活，整年劳累却没啥工资可拿，只能凭借微薄的口粮度日。不运漕米了，反而是好事，他们可以自己打工赚钱，是一种人力资源的解放。
    可万一找不到工作呢？
    而且，找工作之前，还得解决他们的户籍问题，漕兵和漕工的户籍是单独立册的。
    这才是重点，也是官员所说的“百万漕工衣食所系”的本意。
    王渊继续说道：“改粮为钱的地区，少量漕兵和漕工，继续留用运输税银，剩下的全部转为民户！”
    “不可，”蒋冕提醒道，“全部转为民户，对王尚书而言，只是一句话的事情。但对那些漕兵和漕工来说，他们只有户籍，却不能分到土地，全都会变成流民。一下子多出二十万流民，若有宵小振臂一呼，行那陈胜、吴广之事怎办？”
    王渊微笑道：“官府不再钳制户籍便可，流民自然都能变成游民。”
    “胡闹，”杨廷和坚决反对，“若不再钳制户籍，天下丁粮如何征收？”
    王渊说道：“最合理的办法，应该是‘摊丁入亩’。但摊丁入亩肯定无法推行，那就暂时不管。丁粮如何征收，地方官自己会解决，你盯着户籍，丁粮就好征了？”
    杨廷和无言以对。
    丁粮，即人头税。
    康熙说“盛世滋丁，永不加赋”，不是说国家不提高税收，而是说以某年为定额，今后新增的人口数量，不用再缴纳人头税了。
    这八个字纯属废话，就算国家想加征人头税，那也是难以办到的，地方官就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法定人头税越多，地方官就越难完成任务，因此主动瞒报人口，户籍黄册上的人口数量总是难以增长。
    雍正搞出一个“摊丁入亩”，人头税因此取消，全国人口顿时爆炸式增长。这并非意味着，真实人口数量打着滚的往上翻，而是百姓和官员愿意如实进行人口登记了。
    大明的人头税，主要有三种，即：里甲银、均瑶银和盐钞银（还有其他税种，但可以忽略不计）。
    盐钞银，就是按照人口数量，征收食盐消费税，这笔钱需要上交中央。
    王渊的新盐法，实际取消了盐钞银，把消费税直接算进盐价里面，零售盐价反而因此下降了。这里面的差额，以前都被私盐利益集团赚走。
    里甲银和均瑶银，不用上交中央，属于地方财政收入，也是皂吏们的重要灰色收入来源。
    为了逃避人头税，全国产生大量黑户，大明的人口数量，相比开国初年也不怎么增加。地方官和里甲长，全都胡乱摊派，早就不按户籍行事，杨廷和的担忧纯属多余。
    几百年后，有个叫马伯庸的学者，从史料中发现一桩奇案，完美显示了大明的人头税有多混乱。
    却说，有个叫帅嘉谟的人，在徽州府担任会计员。他发现，徽州六县的人丁丝绢（人头税的一种），全都算在歙县百姓身上，其余五县两百年没交过。
    帅嘉谟立即上疏朝廷，把事情捅到都察院。消息泄露之后，帅嘉谟被人追杀，侥幸逃命回乡。
    数年之后，帅嘉谟再次回徽州做官，而且官职变得更大，他当然要一雪前耻。五县士绅百姓联合抗税，还把徽州府衙给包围了，事情一直闹到中央。朝廷被迫减税，让六县平摊税收，为了缓解五县怨气，挑起此事的帅嘉谟被罢官充军。
    地方如此征收人头税，户籍制定得再好有个屁用！
    王渊继续说道：“且不问地方州县，就拿北京城来说，有多少是游民黑户？不如放开户籍限制，允许游民存在，让其户口所在地编撰游民册。本省之内，游民文书，可当路引使用。且只要户籍正当，游民子嗣也可参加科举。”
    由于大明社会经济的发展，大量农民涌进城市。这类人，新中国初期叫盲流，后来改叫农民工，而大明则称之为“流民”、“游民”。
    游民没有法律地位，甚至在城里租房子，房东都能肆意压榨。游民还不敢报官，因为他们是黑户，就算在农村登记了正当户口，到了城里他们依旧属于黑户。
    杨廷和问道：“若定游民册，丁粮交给谁？”
    王渊回答道：“户口所在地，必须有正当户口，才能登记为合法游民。”
    “那还行，”杨廷和说，“可以订立游民册，但不得强制，否则善政也会变成恶政。”
    王渊笑道：“这是当然，改革要慢慢来，哪能一步登天？但这次课税改革，部分漕兵、漕工转为民户，地方官府必须为他们制定游民册，保证他们今后的合法生计，否则他们没地又不能进城做工，必然会闹出许多乱子。”
    王琼突然提醒道：“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四省，银贱而（铜）钱贵；云南、贵州、四川三省，（铜）钱贱而银贵。若课税征收都算新钱，那如何恒定各地的应缴课税？地方官吏，必然择贵而征，恐祸及百姓也！”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课税征钱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减轻百姓负担。但银价和铜价各地不一，必然要闹幺蛾子。
    比如在浙江，银贱铜贵，官吏必然只要铜钱，反而不让百姓用银元纳税，导致银元被排挤到纳税货币之外。
    王渊说道：“由各省布政司、总督、巡抚、御史，共同议定折价。根据市面物价情况，三年一议，告之全省，州县官吏不得擅自规定百姓必须纳银或纳钱。”
    “也算是个办法。”王琼点头说。
    “火耗归公”不用再提了，因为百姓纳税，直接交银元或铜钱，都是官方法定货币，不用熔银子自然没有火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