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辅臣是带兵的人，自然知道竹竿削尖了可以杀人。想当年戚继光在浙江抗倭时，军中就曾装备大量竹竿用来对付倭人的倭刀。历代农民起事，也曾大量使用竹竿作为武器，一来竹竿易得，二来便宜，易于上手。不过因为不知道松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以王辅臣也不敢妄自猜测。
    据王辅臣所知，前阵在松江等地的清欠确是得罪了许多士绅地主，可那些敢闹事、敢反抗的多半都被治了罪。清欠并不曾针对百姓，士绅又被摧毁了大半，百姓无人煽动如何敢私下谋逆，这松江发生什么事叫大帅如此恼火呢。
    王辅臣下意识的去看手中的急报，可说来惭愧，他马鹞子其实也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军中开展识字运动，大办识字班，他马鹞子却愣是一次也没参加过。因为其是镇将，一镇之首，镇里的安军大使拿他没办法，总不能报到军帅府，说镇将不肯识字吧。和王辅臣一个德性的还有瞎子李，一马一步二大将，端的是两个大老粗，文盲一对。
    周士相没有注意到王辅臣脸上的尴尬之色，只在那愤愤道：“还有那些教民是怎么一回事？谁给他们的胆量围攻县衙的？这是造反，是谋逆！...那知县汤某不晓事就罢了，蒋国柱身为一省巡抚，也不晓事吗！他脑子想什么呢，教民散了就没事了？为什么不抓不杀？...不抓一批，杀一批，教民便不会知官府厉害，下次再弄出个大师傅来，是不是也要和这次一样充耳不闻，只求他们散了便能结案？便能天下太平了？...糊涂，愚蠢！次次如此，教民们只会胆子更大，只会越来越不惧法，不将官府放在眼里！...这朝廷法度一旦不能给人震摄，还能称之为法度吗！国家无法可依，地方无法可行，国家还能为国家吗！”
    钱塘江水波澜不惊，王辅臣却感觉到了齐王殿下胸中正在涌起波涛，这番话的背后，只怕满是齐王殿下的杀机。
    “教民之事，照我看和寿宁的盗户倒是异曲同工，不过盗户之事乃小患，归根结底是当地官府不作为，怕惹事，若有作为，行得霹雳手段，便不会有盗户之祸。刁民畏法，而不讲理。晓之以理不如晓之以法，好言安抚他们不若砍上几十颗人头。世上本无刁民，法度坏了，不能威摄，这刁民就会应运而生。对付刁民，与他空口白牙讲上若干大道理，有狗屁用，他们唯一怕的是死。但要他们知道会死，便自然会学着奉公守法。姚文龙在寿宁差事办的就很好，大刀阔斧，该杀就杀，该抓就抓，该灭门就灭门，该灭族就灭族，几桩事做下来，寿宁不是没了盗户之患，百姓不是不敢再争做盗户了嘛。”
    周士相亲自将姚文龙外放寿宁，对这个新会同乡也十分看好。姚文龙在寿宁的作为也确是让周士相感到满意。事实上，对付刁民或者对付不服“王化”的敌人，太平军有过很多处置经验。最早在香山时，铁毅和蒋和就曾在几个乡将当地大户士绅灭族了几姓，结果全香山境内不管穷人还是富人，都再也无人敢和太平军做对。“建村设乡”运动亦得已迅速推行下去，使得初到香山的太平军在立足未稳之际就能充分动员香山全境的人力、物力，奠定了接下来的反清军三路围剿作战胜利的基础。
    反观现在发生在松江的教民事件，周士相就深感太平军的老传统在近年缺失了许多。这老传统就是够狠，够毒，够灭绝人性。现在不是打天下，不是同族改朝换代，是汉民族为了存亡而进行的抗争，故讲不得仁义。死了的敌人才会让人安心，死了的鞑子才能让汉人安睡。不论在此过程中死了多少本不应该死的人，至少活下来的汉人能够挺起胸膛活着，能够骄傲的宣称我是汉人！
    江苏方面对教民事件的处置结果让周士相深感不满，事情的前因后果军情司派驻松江的人员早就密报上了上来，比蒋国柱转来的松江禀贴还要详细。从中，周士相了解到的恐怕比蒋国柱还多，比那当事人嘉定知县汤某还要详细。
    “盗户是小患，教民却是大祸。官府他们不怕，却怕教寺。官府的话，他们不听，却听教寺，你们说，这教寺岂不就成了官府？教寺中人说话比官府还有用了！天无二日，国无二君，你们说说看，这群教民到底还是不是我大明子民了？”
    周士相越说越气，军情司的奏报说的很清楚，那嘉定知县汤某枷死教寺大师傅后，只半日，教寺的人就组织起了城内城外数百教民云集县城。寺中的人还大散传贴，次日云集嘉定的教民就有数千人之多，松江其它地方的教民也都纷纷赶往嘉定。这是什么性质？这是造反！
    “不许私宰耕牛，是本王下的严令，不是针对他教民，我汉家百姓也不得吃牛肉，教民安有置身法外的念头！律法既定，除非更改，否则任何人都不能以身犯法，不论何人。照我看，这教寺留不得，教民也留不得，居于我朝之地，却不认我朝之法，此乃异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周士相沉着脸负手远视钱塘江面，他定性了此事，教民不是大明子民，而是异族。对付异族就要用对付异族的法子。
    “大帅的意思是将当地教民尽数处置了？”徐应元猜到了周士相的心思，但却迟疑提醒了一声：“大帅，松江教民有数万之众，江南其余各地也有不少教民，南都内亦有数万，据卑职所知，这些教民俱信一教，相互之间常通气，彼此紧密联系，若处置松江教民，职恐其他教民会人人自危，到时铤而走险，只怕会发生大的动乱。”
    “怕他们乱，就由着他们，就要安抚他们？”周士相哼了一声：“那寿宁县的官吏从前也是怕盗户作乱，这才纵容他们，以致有了狐狸都要当盗户的笑话。这内中原因，你还看不清？”
    “卑职理会这其中道理，只是，”徐应元吱唔一声：“大帅马上就要北上辽东，若这时候在江南大兴教案，恐怕会影响北上大计。”
    周士相眉头轻皱，徐应元说的没错，江南之地教民可不单松江那五万多，其余如苏州、南都都有，总数恐怕有二三十万，都是从前为蒙元助纣为虐的色目人后代。洪武年间，太祖皇帝下旨对这些色目人清洗过两次，确信这些色目人对大明再无反意才饶了他们。不过在律法上却要求臣民将色目人当下等人视之，大道之中都不许色目人走，近乎剥夺了色目人出仕权利。后来成祖靖难，因为军中有大量色目人为之卖命，遂才在律法上放宽了对色目人的限制。
    时至今日，当初的几十万色目人又繁衍数百万之众，多集中于西北、北直隶和江南。现在想来，当初替成祖卖命的那些色目人未必没有投机心理，指着成祖靖难成功，可以替他们平反，恢复他们在中国的种种权利。十多年前，山西和陕西就有教民举旗攻杀清军，不过领头的都是做了明朝官职的，虽出身于教民，但早就不信教。
    那教中有话说，官至五品必反教，说的就是但凡做了朝廷官的教民，终生便不再信教，更不会为教寺张目，反而极力打压教寺，内中原因便是教寺对教民十分苛刻，恨不得所有教民都成为教寺的奴隶。好不容易通过努力读书成功科举为官的教民精英，自不甘心再被教寺愚弄，当然要反过来打压教寺。引发嘉定教乱的主薄丁喇东便是这在教反教的典型，只是其在教中并无地位，说话不管用，无法约束教寺，这才让局面失控。
    “我自新会击杀由云龙起，便深信一个道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只要是祸患，不管大小，都要将之拔除，无论付出何种代价，都要将它连根拔起，叫它灰飞烟灭。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的道理，你们不是不明白。”
    “全杀了？”
    徐应元感到震惊，王辅臣的心也“扑通”猛跳。那可是几十万教民，不是几十万头猪啊，大帅说要都杀了，那得调动多少兵马来做这事。这事做起来也是麻烦的很，教民分散在各地，但要消息走漏，人家哪个又会傻傻呆在那里任由太平军宰杀。只怕，太平军屠刀挥起那刻，才是真正的教民大乱之始。
    “他们不是自诩居中国之地而非中国之民吗？既然如此，我中国何必要留着他们。”周士相的声音很平淡，听不出半点内心情绪的波动，似乎在讨论的不是杀人，而是一桩家长里短。
    “大帅，参与闹乱的教民毕竟是少数，大半分还是良善的，并且这件事背后还有满鞑子在煽动。”徐应元有些不忍，毕竟教民不是鞑子，和汉人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军情司的情报显示，嘉定教乱背后有满州奸细在捣鬼，所以将教民全部处置掉，未免有些矫枉过正了。
    “那些没有闹乱的教民在参加闹乱之前，也是良善的。这件事不管背后是不是鞑子在搞鬼，出面闹乱的都是他教民，既然如此，就没有什么好犹豫的。”
    周士相既已拿定主意，便不会听任何人劝，哪怕他的决定是错的，他也会强力推进。他可以容忍失败，可以背负骂名，但绝却不容部下质疑自己。这是他起事以来成功的最大凭仗，同时也是他性格的最大弱点。
    “发文给蒋国柱，让他马上筹备此事。具体的事，王辅臣你去办。军部会配合你，你只管放手而为。天塌下来，我给你顶着。”
    吩咐完后，周士相想到一事，对徐应元道：“另外，张安报来的那个纳兰明珠，我对此人有点印象，好像这小子是阿济格的女婿，论辈份当是现在鞑子小皇帝的堂姑父。清廷也算是下得本钱，竟派了明珠来我江南撬墙角，要不是军情司的网撒得够密，查出明珠等人在背后煽动教民，又和一些对我太平军不满的士绅勾结，只怕江南还真能被他搅得天翻地覆。”
    “是否让军情司活捉明珠？”
    “不必了，他敢来江南，就说明其已置生死于度外，对这种人，捉来也没有用处。”
    周士相摆了摆手，纳兰明珠是个大人物，也是个满州的杰出人材。不过，对于满州的杰出人材，他只希望对方早点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