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呢，向不向京师汇报？”
    “我跟你都是道台，既无权力，也无义务给皇帝上书.”
    “我是想，给清廷提个醒，让他们把力量都拿出来。满清到底有多大力量，能集结多少兵力，八旗，绿营，据说都烂了，到底还有多少能战的，蒙古藩部还听不听话，我们都可以查探一番。”
    “也好，就先报之广东巡抚怡良，这个功劳也让给他。”
    怡良得讯，不敢耽搁，立刻以四百里加急，将奏折送往京师。
    这奏折在路上又走了十日。
    2月21日
    “英夷，这就又来了？”四位军机大臣都有些彷徨无计。
    倒是从天津赶来问对的琦善，还有些主张：“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既然真的要打，调兵遣将就是，东南沿海，直隶山东，各调本省防兵戒备，谨守海口，只是这兵力怕是不够。看广东的奏报，英夷能有数万之众啊。”
    “诶，打仗啊，哪里还有钱？哪里还有兵？”
    前次浙东、虎门之战，浙江、广东两省的藩库据说已经空了，安徽、江西赴援浙江的兵丁，开拔费还没有报销，三省巡抚，已经吵作一团。
    打仗，再调兵遣将，到底要花多少钱？清廷没有预算决算制度，根本没底。不仅如此，清廷对自己有多少钱可花，也是心中无底。
    这倒不是清朝一家的毛病，明朝的时候，朝廷就对自个有多少钱，能动用多少钱，没个准数。后来乱局一起，立加三饷，天下为之变色，可以说是明朝灭亡的祸源之一。
    “皇上是什么意思？”最年迈的曹振庸曹中堂想到了最关键的问题。
    “英夷打上门来，皇上虽是宽宏之君，圣人度量，也按捺不住啊，这分明是未将我大清放在眼里，剿，定剿。”穆彰阿最善揣摩圣意，有他这句话垫底，几位部堂便选定了主调：战。
    要战，便要有饷。饷从何来？只好各省报效。浙江拨报盐税8万两，漕税七万两，粮税3万两，封储银五万两……，福建、江西、安徽、江苏、广东、广西、四川、湖北、湖南、直隶、山东各省，加征盐税、粮税、地丁银，也大体如此。按账本上所算，大约可得银千万两。这算是第一批款子，先解燃眉之急
    命各省商人富豪报效，赐予官爵。大致的价码是：捐银两百两，给九品顶戴，捐银300两，给予八品顶戴，捐银400两，给予盐知事，800两，给县丞……州判、通判、同知等等一路涨上去，直到捐银两万两的盐提举使。
    “按时下的行情，可得白银四百万两。”隆文说这话的时候，眯着眼睛，活像个商人。
    饷的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兵呢，兵从何来。
    “这，还是交给皇上裁断吧。”
    道光倒也爽快，既然决定要打，便集结大兵吧。
    道光的第一道命令，是让沿海各省，整顿防务，严守海口，“断不予英夷可乘之机。”
    这第二道命令，便是内陆各省，抽调大约三分之一的绿营防兵，赴援沿海，湖北抽兵7300人，湖南抽兵2500人，河南抽兵4000人，四川抽兵7000人，其余各省，抽兵500人到2000人不等，共集结绿营3万人，屯于安庆，随时可以东进或者南下赴援。以湖南提督果勇候杨芳，为参赞大臣，统领全军。以杨芳爵名为军号，称“果勇军”。
    果勇侯杨芳也非常人，他是贵州松桃人，十五从军，戎马一生，身经百战，平白莲教而成总兵，平天理教而获云骑尉世职，亲手擒获张格尔，由此授三等果勇侯，御前侍卫，加太子太保，绘像紫光阁等等荣宠无数。五年前已经退休，但湖南镇嵩镇兵变，他又被启用，三日破贼。于是转任湖南提督，安抚湖广军心，林则徐得他臂助甚多。楚剑功宝庆练兵之时，还和他有过一面之缘。
    以他来统带内陆各省抽调的防军，定可克服军中派系倾轧，同心克敌。
    等这两道诏书发下去了，道光还是觉得不妥，东南沿海防线实在太广，于是又任命了两个人。
    加皇亲弈山为靖逆将军，提典甘陕绿营四万人，即日奔赴山东，以备不虞。
    甘陕绿营，可谓清廷目前最善战的军队，可以追溯到乾隆时期平大小和卓，而后又有平白莲教，平回乱，长龄平张格尔。是清廷目前建制最完整，指挥最顺畅的一支军队。
    靖逆将军弈山，乃是雍正的十四弟允褆的后人，在西北立过军功，任过伊犁将军，此后一直任领侍卫大臣，算是天子近臣。
    皇亲统带甘陕绿营，如同好马配好鞍，名师劲旅，由此守备山东，北可驰援直隶，南可支援江苏。
    授皇亲奕经为扬威将军，统带东北的关外八旗、科尔沁蒙古藩部以及山海关绿营守军共三万南下，屯兵河南，以此有备无患。
    关外八旗，常年在冰天雪地中磨练，非是关内走马玩鸟的八旗子弟所比，尤其是黑龙江马队，为当年康熙远征雅克萨之后所设，常年在黑龙江以北与俄国哥萨克纠缠，可谓清军中唯一对欧洲的作战方式有所了解的营头了。科尔沁蒙古是满清在大漠上最亲厚的盟友，也是蒙古诸部中最强大的一支。而山海关绿营长期担负守卫京师门户的重任，也算绿营中的精锐。
    这奕经倒是循规蹈矩的人物，一直在京官上迁转，直到十一年前，随长龄平张格尔，此后，外放黑龙江将军，盛京将军，不久前才回到京师。
    他不仅统领满清依靠的根本关外八旗，而且是所有参战清军的统帅，加了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步兵统领、正黄旗满洲都统，正红旗宗室总族长等等头衔，总制全军。
    此后，道光又任命军机大臣隆文为赞襄军务，总督粮草军饷。
    弈山往洛阳，奕经往保定等候与大军会和，离京前，隆文前去为他们送行。
    奕经握着隆文的手说：“木牛牛马，靠你支持。”这是自比诸葛亮了。
    “中堂、统领，你们只管放心，我敢担保粮饷无缺。”
    奕经和弈山，扬威、靖逆二将军，就此出发，清军集大军十万，沿海各省本有绿营十万，各省兴办团练十余万。共得精兵三十万，号称百万，只待英夷前来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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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固若金汤
    2月27日
    自从主战和备战最得力的林则徐和邓梃桢相续被贬斥，朝廷中吵得更是一塌糊涂。取得浙东大捷的两江总督伊里布便成了风口浪尖上的人物。
    主剿主抚两派，都把他拿出来打。
    闽浙总督颜伯焘、江苏巡抚裕谦、浙江布政使刘韵珂等一干主战大臣，弹劾两江总督伊里布、浙江巡抚乌尔恭额，畏敌如虎，备战松懈，致使定海等五城失守，若非林则徐麾下朱雀军，千里赴援，后果不堪设想。请朝廷罢斥伊里布、斩乌尔恭额，以林则徐为两江总督，总制东南壁垒。英夷报复，迫在眉睫，朝廷若是当断不断，必定反受其乱。
    而军机大臣穆彰阿称，伊里布、琦善，均老成持重，一面主抚，一面备战，方有浙东、虎门大捷。颜伯焘、裕谦等人置事实于不顾，一味叫战，实是标新立异，借题发挥，引国策入党争，皇上当下旨训斥。
    这些奏折交上去，朝廷一律留中不发，道光二十一年的年底，也就是西元1840年和1841年相交之际，清廷对东南各省督抚做了一次大调整。
    两江总督伊里布，有丧师失地之罪，但已有浙东大捷之功，其间不明之处甚多，免去总督之职，召回京师问对。
    浙江巡抚乌尔恭额，丧师失地，罪无可恕，贬为宁波知府，以观后效。
    钦差大臣琦善，虎门大捷之后不行追剿，反而与英夷伪酋义律擅自休战，夺其钦差头衔，回归直隶总督本任。
    在惩办了林则徐，邓梃桢之后，再把伊里布、琦善之类主抚大臣训斥一番，算是各打五十大板，息事宁人。道光帝老了，实在没有精力看封疆大吏们打笔架。
    但又不能浇熄了臣子们报国的一腔烈火，于是，升裕谦为两江总督，刘韵珂为浙江巡抚，加上原本已经上任的闽浙总督颜伯焘，东南防务，尽入主战大臣之手。
    另有圣旨，着颜伯焘统管闽海海防，裕谦节制江苏、浙江防务，修缮炮台师船，整训行伍，以防英夷报复。
    圣旨一下，裕谦、颜伯焘等人虽有不忿，但却接受了圣上委与的重任，开始按他们所能把握的极限，操持起东南的防务来。
    颜伯焘在福建，根据上次英军骚扰的情况，选取了厦门作为防务的重点。
    厦门位于海运大港泉州以南80公里，东控台湾海峡，由此乘船出发，溯季风可北至日本，南下东南亚。为当时清国第三大港，仅次于长江口的上海和外贸大港广州。泉州府同知在此开府，专治厦门。
    自清代三藩战争和对台湾郑氏的战争以来，厦门就成为东南的军事重镇，福建水师在清代中前期战功最著，故而也是规模最大的，超过了广东和浙江水师。
    颜伯焘直辖的总督标水师左营战船二艘。
    提督标分中、左、右、前、后五营，中营战船九艘，左营八艘，右营八艘，前营十艘，后营十艘。
    金门协分左右二营，左营战船九艘，右营九艘，
    海坛协左营战船十艘，右营八艘。
    闽安协左营战船七艘，右营七艘。
    福宁镇左营战船十艘。烽火营战船十一艘。
    南澳镇战船十艘。铜山营战船十一艘。
    台湾协标中营战船十九艘，左营十四艘。右营十六艘。
    澎湖协标左营战十七艘，右营十六艘，艋舺营十四艘。
    以上各类战船总计两百五十一艘，载炮千余门
    颜伯焘根据他听闻的广东九龙、官涌海战的经验，将各个镇协都集中到厦门、金门附近，由水师提督窦振彪统一辖制。
    “英夷坚船利炮，万万不可海上争雄。只能据炮台而守，以路制海。”关天培在1839年官涌之战后的总结，已经传遍清国水师，颜伯焘据此，也加大了建设炮台的力度。
    邓梃桢在任的时候，在厦门南岸修建了沙袋炮台，设炮268门，部署防兵1600名，协勇1300名。
    颜伯焘是看不上沙包炮台的，他在去年年底，就请饷50万两，以修建炮台，道光帝对他甚是宠信，依言照给。
    福建南部盛产花岗岩，颜伯焘就以此做材料，征发民夫万余人，修起了一座五里长（约1.6公里），高一丈（约三米多一点），厚小一丈（约两米六）的石壁，石壁上设新筑大炮100位。在石壁的外侧，设有覆土，以加强韧性。
    石壁内，设有兵房，供守军栖息。
    除了厦门南岸的石壁主阵地，在石壁两侧的延伸阵地，鼓浪屿，屿仔尾修建的多座炮台，使得厦门海域成为一个279门大炮构成的交叉火力网。
    在东南沿海的绿营当中，盛传去年八月定海失守，是由于汉奸作祟，颜伯焘以宁可信其有的态度，责成福建地方，绥靖治安，缉拿街头无赖、土匪、海匪等等，以防有人交通英夷。
    然后又在厦门岛的北岸和东岸，配制守兵1400名，配置火炮100门，作为防止英军包抄的手段。
    厦门岛的外侧，是大小金门岛，颜伯焘在大担、二担、青屿等岛上设立炮垒，如同一条链条，锁住厦门岛的南水道。颜伯焘本来计划在四座石堡中设立大炮1300门，为此特地向朝廷请饷100万两，结果被道光帝下旨训斥，让他“力加撙节”，省着点用。
    颜伯焘干脆不再理会朝廷，自行拟定《军需章程》，共计四十条之多，对粮价，工价，料费，运费等另定标准，责成福建藩库，预支下属官僚养廉银，火耗，又在福建大举征发，驻炮两百余门，布设在金门四座岛屿上，为厦门防御的外围哨探。
    这些岛屿，距离厦门较远，处于厦门的交叉火网以外，福建水师提督窦振彪想定了作战方案，他说道：“如若英夷攻我外海炮垒，则我将计就计，以炮垒为砧板，以我师船两百艘为菜刀，将英夷聚歼于闽海之上。”
    1841年2月27日，颜伯焘给道光皇帝上奏折：
    “若该夷人自投死地，唯有迎头痛击，使其片帆不留，一人不活，以申天讨而快人心，……闽海之防，固若金汤。”
    12人心固结
    2月28日
    颜伯焘在厦门布置，和他一同升任总督的裕谦也没有闲着。裕谦虽为两江总督，由于闽浙总督颜伯焘常驻福建，故而裕谦也担起了防守浙江的重任。
    也同样是根据上次英军来袭的经验，裕谦在浙江，将舟山定海和对岸的镇海作为防务重点。取得浙东大捷的四大总兵，定海镇葛云飞自然驻定海，处州镇郑国鸿和寿春镇王锡朋也一同驻扎，定海守军共计四千人，师船二十四艘。
    整个定海县城三面环山，南面临海，裕谦在沿海修筑土墙，作为对抗英军舰队的依托。
    土城底宽五六丈，顶部宽三丈有余，高一丈多，长15里，东起青垒山，西至竹山，将定海县城以南的空旷地带一并包容在内，土城设有长治、久安两城门，供人出入。
    然而，如此宏大的防御工事只设有火炮80门，其中土城中段的东岳山上，有砖石结构的震远炮城，设炮十五门，裕谦以此为定海防御的中坚。寿春镇总兵王锡朋率兵守晓峰岭，定海镇总兵葛云飞扼守道头衔，处州镇郑国鸿扼守竹山门。
    裕谦这样做，自有他的理由。一方面上次浙东之战，浙江藩库已经消耗一空，再也拿不出钱来。朝廷又因为上次浙东大捷，认为浙江兵力已足，驳回了裕谦请饷的折子。
    而在上次和楚剑功的会面中，裕谦得出了一个印象：凭借着地理优势，江南四总兵的清兵，是可以打败英军的。浙东大捷不就是挖了些壕沟，便胜了么？
    “备敌之道，只在人心，”裕谦在给道光帝的奏折中这样写道，只要“人心固结，……从此扼守险地，屹若金汤，该逆若敢驰近口岸，或冒险登陆，不难大加剿洗，使其片帆不得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