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隆十二年冬，司空府谕令广州、福州、秀州、润州、廉州等地效仿杭州、泉州新设市舶司专务海商贸易等事，却也没有将葛伯奕、葛钰等人所盘据的浙南地区排斥在外，特许浙东制置安抚使司、明州州衙于明州城北的三江口择址设立明州市舶司，开埠迎纳海商停泊贸易。
    不过，在逃京事变之后，葛伯奕、葛钰、魏楚钧、罗望等人率部盘踞钱江以南的两浙东路，重点经营越州（今绍兴）、明州（今宁波）等地，事实上不仅直接征用当地的几家造船场建造战船，发展水军，也暗中用海船装载浙南所产的丝绸、瓷器运往吕宋、安南等地贩售，筹措养军之资。
    两浙路分治东西两路之后的两浙东路，辖域主要位于钱江以南的浙南地区，辖明越婺衢台处温严八州，境内多崇山峻岭，地狭险僻，极少平川，除了田亩之数远不能跟钱江以北的浙北地区相提并论外，还不时受风暴侵害，动辄破屋毁城，地方相对浙西、江东要贫困得多。
    此时浙东想要以八州狭仄之地想要养活三万精锐以及两万多地方治安兵马，实在是有些窘迫了。
    倘若葛伯连嫡系精锐都养不活，又谈何在浙南站住脚跟？
    只不过之前杭州、泉州两地设有市舶司，作为大越接纳海商停泊、登岸进行通商贸易的官埠，乃是立朝之初就延续下来的；络绎不绝的海外商船也都习惯在杭州、泉州停泊。
    葛氏骤然间想在明州、温州等临海的州县搞海船走私，一时半会也发展不出什么规模来，只能亲自组织商船远赴吕宋、安南等地进行海外贸易。
    现在司空府公开允许两浙东路可以在明州设立市舶司开埠，不仅令葛氏暗中控制的走私海船往海外贩售商货无需再有顾忌，也可以光明正大的邀请海外商船到明州停靠贸易，可以鼓励浙南地区的商贾筹造大型海船或租借海船，运输商货出海贸易。
    当然，两浙东路制置安抚使司内部也普遍存在忧虑，担心司空府如此慷慨，实是行引蛇出洞之计，目的就是要将葛氏这些年暗中发展的水上力量都集中到明州，以便有朝一日能一举歼灭。
    特别是司空府明令允许两浙东路在明州设立市舶司的时机，是在取得歼灭东路虏兵主力以及收复京东东路、河北路及燕蓟、河东路等失地之后，怎么看都像是徐怀要为最后的夺权篡位，着手扫平内部的障碍了。
    在逃京事变之后，司空府起初并没有直接往钱江以北的杭州、湖州等地派驻多少精锐兵马。
    王番出任浙西制置安抚使时，仅有两都直辖于司空府的嫡系精锐随之进驻杭州；当时甚至就连作为江南东路的监司驻地、旧都建邺也仅有三四千精锐甲卒驻守。
    驻扎于润州、扬州等地的水师精锐，也主要是防范虏兵水师有再寇长江的可能。
    不过，待颍州大捷之后，徐怀先调唐天德出知杭州，协助王番加强对钱江北岸地区的控制，之后又调唐青出任两浙西路兵马都部署，进一步加强对浙北地区的军政控制。
    这时候杭州、湖州等地，明面上依旧没有直接增加司空府直属的精锐兵马，但在唐青接任浙西路兵马都部署前后，这些年来从浙西地方征调、参与防线战区轮戍以及收复的军将武吏，开始大规模回归地方。
    在唐青的主持下，又有两千多回归地方的军将武吏参与了从兵马都部署司到州县的兵马都监司、县尉司，再到广泛增设的巡检司及军寨较为彻底的重构，初步形成不同以往、体系更为严密、有较强战斗力的地方治兵体系。
    一方面司空府在河东、河北以及关陕等地追亡逐败，不断取得针对赤扈人的关键性胜捷，另一方面司空府对浙西、江东、荆南等地的地方控制日益严密，葛伯奕、魏楚钧、葛钰、罗望等地也日益感到勒在脖子上的绳索变得越发紧固起来，却苦无对策——秘密遣使联络西秦路，发现高氏也有泥足深陷之感。
    绍隆十三年三月中旬，随着意外收复云朔地区以及周鹤、顾藩率文武百官奏请册封徐怀为豫王等消息传到明州，一乘马车也在淅沥细雨中，意外的驶入魏楚钧出任知州的明州府衙大院里。
    身穿官袍的陈松泽瘸着脚走下马车，朝率领明州官员在大院中等候的魏楚钧拱手说道：“过钱江时，唐青将军见风浪有些大，留松泽在北岸多留了半日，叫魏大人久等了……”
    虽说各地新设市舶司归地方管辖，榷税收入也并入各地路司，但司空府同样要求诸市舶司有协助军情参谋司搜罗海外蕃邦情报的职责，必要时还要接受军情参谋司派遣武吏直接进驻市舶司衙门。
    更不要说诸市舶司的榷卖收税，都要遵循中枢统一制定的标准，避免有的地方为了争夺海商，随意降低榷税标准，实际损害整个帝国的关税收入——相应的，中枢有权力派遣官员定期或不定期视察、监督诸路市舶司及榷场、榷务司。
    魏楚钧以明州知州兼领明州市舶使，陈松泽以巡视市舶榷务的名义，大咧咧渡过钱江赶来明州，只要整个浙南名义上还接受朝廷的辖管，魏楚钧都只能捏着鼻子恭迎陈松泽的到来。
    草草谈过公事，又在州衙宴厅用过晚宴，陈松泽却并没有急着带扈随前往驿馆歇息的意思，而是示意其他地方上的陪同官员先行离开，他还有一些体己话找魏楚钧私聊。
    陈松泽虽然是董成的大舅子，却非攀附董成的关系而得崛起，实是其人有过人的能耐，才最终在司空府占得一席之地。
    逃京事变发生时，陈松泽更是代表徐怀提前赶到建邺合纵连横；魏楚钧最终劝葛伯奕做出妥协，当时跟陈松泽私下见面的次数，都要比见王番、顾藩、钱择瑞等人多得多。
    甚至葛氏内部有人一度攻诘他在逃京事变发生后，态度太过软弱，为陈松泽利用。
    对这么一个人物，魏楚钧哪里敢摒弃众人与他独处？
    即便他是葛伯奕的长女婿，即便这些年来葛伯奕对他还算信任有加，但魏楚钧心里清楚，他真要有什么举动没有检点，遭受到葛伯奕的猜忌，浙南同样没有他的立足之地。
    不管陈松泽如何明言暗示，魏楚钧还是坚持留下州通判陈宗伯、隶事参军周魁二人陪同，不与陈松泽独处一室。
    待侍女将长案上的残羹冷炙撤去，沏上香茗，陈松泽小口饮着滚烫的茶水，说道：“这些年来，葛国公数度派船队出海，前往吕宋、安南贩售丝茶纸砚，魏公也不辞辛苦，曾亲自秘密出过一趟海，想必早在海外相中哪个落脚之地了吧？”
    魏楚钧心里一惊，轻轻放下手里的茶盅，微微睑起眸子盯着陈松泽，似乎听不懂陈松泽话里的意思。
    “不能说浙东手段拙劣，实是浙东这么一个地方，钱粮有限，数万兵马嗷嗷待哺，就挤不出多少来办其他事，难免破绽百出，”陈松泽淡然笑道，“而且浙东联络的那些士绅，他们最初同意配合，本意也无非想着浙东能替他们出头，却没有要为浙东抛头颅洒热血的决心。因此随着司空府大军在河东、河北接连斩获大捷，他们中就有不少人主动站出来争取司空府的宽大处理，将浙西卖了个干净——浙东在襄阳宫里有哪些眼线，我们其实早就调查得一清二楚，之所以没有打草惊蛇，也无非是要魏公、葛国公你们自己知道大势已去，无需我们苦口婆心派人来相劝！好了，你们既然有出海之意，也知道陛下的心思也有所动摇了，不妨让我们打开窗户说亮话，吕宋或安南，你们到底相中哪个地方了？”
    魏楚钧眯起眼睛，淡然说道：
    “不管我们是否相中哪个地方，我们倘若有朝一日拱手让出浙西，在海外换一处安身立命之地应已足够，又何需再委屈自己？”
    这些年过去，浙东当然有千方百计在襄阳安插眼线监视宫里的动静，甚至还成功收买了几个宫里的老人传递消息，却不想一切都在司空府的监视之下。
    不过，陈松泽既然提及绍隆帝，魏楚钧也很快猜出他的来意。
    说到底绍隆帝坚持不肯禅让退位，即便司空府有种种手段强迫，甚至可以拿一杯鸩酒，从肉体上除掉绍隆帝，确保徐怀顺利登基，但无法改变“篡夺”这一事实。特别是江淮荆湖等地的士绅还普遍排斥新政的情况下，这有可能给新的帝国埋下动乱的隐患。
    因此在成功收复云朔之后，周鹤、顾藩等人一面奏请册封徐怀豫王之事，一面对绍隆帝威逼利诱。
    其中对绍隆帝开出最关键的条件，就是承诺绍隆帝嫡系子孙可以在海外世袭藩国。
    在当前的形势之下，被软禁数年之久的绍隆帝也确实意动了，甚至暗示他可以退位，但他颁诏退位后需要亲自到海外就藩，而非被永远幽禁于襄阳，同时需要司空府保证他能在海外真正建立稳固可靠的藩国。
    陈松泽此来，说白了就是司空府要将绍隆帝这个烂摊子踢到葛家头上来。
    不过，问题在于，葛家完全可以拿浙东出来进行妥协，换取独立去海外建立藩国的条件，为何还要凭白带个一堆名义上永远骑在他们头上的祖宗出海？
    魏楚钧明明白白告诉陈松泽，他们不可能接绍隆这个烂摊子。
    “魏公不要这么急着拒绝嘛，”陈松泽笑道，“收复云朔比较意外，相信魏公也不会清楚收复云朔的细节，且听松泽给魏公一一道来……”
    能意外提前收复云朔，说到底就是降附汉军撤退到云朔，士气已经低迷到极点，几乎所有的中下层武吏及普通兵卒都强烈抵触继续北撤，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反抗乃至暴动层出不穷，最终叫徐惮在雁门关抓住战机。
    陈松泽絮絮叨叨将金城等捷的细节说给魏楚钧知道，说道：“陛下或许肩不能扛、背不能驮，但不管魏公与葛国公是相中吕宋，还是安南，没有陛下坐镇，没有司空府的鼎力支持，想率部数万健儿在海外站住，恐怕不是一件易事吧？”
    葛伯奕、葛钰以及魏楚钧、罗望等人，想要率数万兵马在吕宋或安南站稳脚，如何维持住军心士气不崩，是他们第一要解决的难题，甚至比建立补给更为艰难。
    陈松泽此来是游说葛家先奉绍隆帝的长子赵显为主，出海建立藩国，然后在绍隆帝退位之后，再迎绍隆帝出海奉为国主——这个过程也恰好能解决掉葛家率部出海军心士气崩溃的威胁，毕竟名义上是奉朝廷的政令出海征讨外藩，而非狼狈逃亡海外。
    魏楚钧沉吟片晌，活动了一下手腕，但不等他说什么，陈松泽便说道：“魏公将这些话禀告葛国公即可，也请葛国公不要提什么让大家难堪的条件，要知道葛家并非司空府唯一的选择。司空府不少人甚至主张先征剿浙东，另一家会更方便坐下来慢慢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