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起起伏伏的商海之中，长城公司从房地产上大捞了一笔，纺织、服装和玩具厂则步上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春风，更上一层楼。就连孟师傅食品公司，也在新产品的推出上大获成功，与连锁便利店一起，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如果从身价来算，孟有田已经踏入了亿万富翁的行列，位列香港富豪的第一阵营之中。但那时并没有富布斯或者其他的什么排名，孟有田也乐得低调，免得被坏人盯上。
    一九六一年，孟有田的大女儿在香港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毕业，开始逐渐接手在香港的二十多家连锁便利店业务。
    孩子们长大了，孟有田并不服老，但也不由得感慨一代新人正在迅速成长，精力和学识都不是他所能比的。或许之前给孩子选择专业时，他施加了影响，但孩子懂事，学习努力刻苦，为下面的弟妹们作出了好的榜样。而让她接手一项大产业，孟有田也含有鼓励的意思，让后面的几个孩子能够更有动力。
    “在孟家，只要你有能力，不管是男孩女孩，都可以执掌家业。”孟有田曾不只一次在孩子们面前如此表示，“如果不成器，就甭想着我能容忍你们当败家子。到时候我全都捐了，一个钱儿也不留给你们。”
    对此感到颇有压力的自然是孟有田的几个儿子，连带着他们的母亲也变得严厉起来，都希望自己生的儿子更出息。
    “不要求你们象大丫那样年年优等，但你们都得拿到大学文凭。”孟有田面对几位老婆的严苛，又不得不出来给孩子们重新阐述自己的方针，“将来是从政，还是从商，或者有其他的理想，这个大学文凭都是敲门砖，是你们能在上层社会混的通行证。老爹辛辛苦苦，给你们打下了一个好基础，使你们有一个较高的起点，你们要珍惜，要努力。”
    “你们呢，别太逼着孩子，别给他们太大的压力。”孟有田对几位老婆也传授了教育理念，“学习上呢，不要老跟大丫头比，非拿个优等才是好孩子。我的产业和钱呢，以后是分给你们四个的，你们再看着谁有这方面的才能，就交给谁去打理，难道非得让孩子们个个都去学商业，去做个商人？他们有自己的偏好，就由他们去发展好了。日后当个律师，当个科学家，当个医生，或者从政作官，不都是很好的吗？”
    话说到这份上，大家也就明白了。柳凤有九龙堂的老人儿在公司，不必亲自打理；紫鹃和小嫚早已经各把一摊，也熟悉和掌握了手中产业的管理和运作；阿秀不善经济方面的事务，一直没有插手公司事务。大丫无疑是顶替了母亲的角色，接手了一个产业而已。
    可惜大丫头是个女孩子，阿秀作为母亲坚决反对女儿离开自己身边。孟有田不得不从公司里选人组成精干班子，前往新加坡置业发展。虽然此时新加坡还未独立，但已经完全自治，并刚刚成立了经济发展局，进行招商引资。
    给外资的政策是优惠的，劳动力成本也低廉。新加坡又是印尼、马来西亚两地的主要转口贸易中心，在出口导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长城实业又已经相当有经验。将产业进行转移并扩大，更是孟有田力求保险的策略之一。
    那里的华人占多数，不太会有语言和习惯上的不适应，应该可以作为一个避风躲清静的地方。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孟有田不得不提前做出预防的措施，为了自己，更为了家人。
    动荡的迹象已经有所显现，五九年至六一年，正是爆发第三波逃港潮的时间。此时正值香港的轻工业开始起飞，工厂需要大量年轻力壮的青年人，而新移民有助降低工资成本。所以，港府采取“抵垒政策”，即偷渡者如果成功抵达市区，就不会被遣返，并获发身份证。生活的困难，以及港府的欢迎态度，造成了大批内地百姓涌入香港。
    对这些入港的同胞，孟有田是尽力帮助的。一方面尽量多招收些入港同胞进厂做工，一方面自掏腰包给刚入港者派发一些食物。
    “我们还能提供更大的帮助，比如说你手里那些收租的房子，是不是能拿出来一些，暂时让他们居住。”显然，秦怜芳比孟有田更加忧心冲冲，而且更加关心这些同胞，“看到那些在街头露宿的人们，我心里可难受了。”
    孟有田沉默了片刻，说道：“招收进工厂的倒是可以暂时住在出租房里，可毕竟出租房的设计不是供很多人居住的。可不是我光想着赚钱啊，我是觉得建些简易房让更多的人有了遮风挡雨的地方更好。”
    “那就建啊，你不是有很多地皮吗？闲着也是闲着，我也出钱，把钱都花了也没关系。”秦怜芳理所当然地催促道。
    “你的钱？那也是我赚来分给你的。”孟有田哼了一声，说道：“怎么，现在不嫌我这个资本家赚来的黑心钱了，怕是只嫌钱少了不够用吧？”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不忘了跟我争是非。”秦怜芳不悦地拍着轮椅扶手，说道：“要不是这腿，我——”
    “别说了，跟你腿有什么关系，别自怨自艾了，这事儿我去办好了。”孟有田无奈地叹了口气，知道秦怜芳正处在郁闷、迷惘、忧心等复杂的情绪当中，自从得到消息，彭dh被扣了一大堆帽子的时候，她就是这个样子。
    秦怜芳长出了一口气，迷惑而期待地望着孟有田，“孟大哥，我昨天去街上派发食物了，和一些人谈了话，竟然发现他们中有党员干部。”
    孟有田想了想，采用了历史上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对逃港问题的敏锐思路作了解释，“这是政策有问题，不在于什么觉悟不高，也不在于什么资产阶级的诱惑，而在于错误路线所导致的国民经济凋敝，以及由这种凋敝所带来的艰难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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