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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安妮·莫里索
    第二十三章 安妮·莫里索
    翌日十点半,神情忧虑的福尼尔来到波洛的客厅。他比往日显得更有生气一些,热情地和小个子的比利时人握了握手。
    “先生,有些事我想告诉你。关于你在伦敦说的找到那根吹管的事,我想我已经搞明白了。”
    “哦!”波洛的脸色亮了起来。
    “是的,”福尼尔坐下来,“你那天说的话让我想了又想。我一遍遍地对自己说:这起案子不可能是按照我们想象的那样发生的。最后,我终于看到了这句话和你说过的关于吹管的事之间的联系。”
    波洛专心听着,什么都没说。
    “在伦敦那天,你说:‘为什么我们能找到这根吹管?凶手本来很容易就可以把它塞出通风口。’我认为我找到了答案:吹管在那里,就是为了让我们找到的。”
    “太好了!”波洛说。
    “你就是这个意思,对吗?很好,这也是我的想法。我进一步问自己:凶手为什么想让我们找到吹管?我的答案是:吹管根本就没有使用过。”
    “太好了,太好了!这也是我的推理。”
    “我对自己说:凶器是毒针,没错,但并没有用到吹管。所以凶手一定用了其他什么东西来发射毒针——某种普通的东西,男人和女人可以把它举到唇边,而不会让人觉得异常。我记得你坚持要一份乘客所有物品的清单,有两件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霍布里夫人有两只烟嘴;杜邦父子的桌上有几根库尔德人的笛子。”
    福尼尔停了下来,看着波洛。波洛没有说话。
    “这一类东西你可以自然地拿到嘴边,别人不会在意的。我说得对吗?”
    波洛犹豫了一会儿,然后说:“你的思路是对的,但走得有点儿太远了。别忘了那只黄蜂。”
    “黄蜂?”福尼尔瞪大眼睛,“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黄蜂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你看不出来?但正是黄蜂的事情让我——”
    这时电话响了,波洛拿过话筒。
    “你好。早上好。对,是我,赫尔克里·波洛……”他转向福尼尔,说,“是蒂博。”他接着说,“是的,很好,你呢?……福尼尔先生……对……对,他刚到。”他扭头低声对福尼尔说,“他去巴黎警察厅找你,那边告诉他说你在我这儿。你最好来接一下电话,他听上去很激动。”
    福尼尔接过电话:“喂,你好。我是福尼尔……什么?……什么?千真万确?好,是啊,好,我相信他会的。我们马上就来。”他放下话筒,面对波洛,“是那个女儿,吉塞尔的女儿。”
    “什么?”
    “是的,她来要求遗产。”
    “她从哪儿来?”
    “大概是美国。蒂博让她十一点半再来,还让我们立即去见他。”
    “我们马上就去。我给格雷小姐留个字条。”
    他写道:
    案情有了意外进展,我必须出去一下。如果让·杜邦打电话来,对他和蔼可亲一些。谈谈纽扣和袜子,别谈史前陶器。他虽然喜欢你,但他也是很聪明的。
    波洛
    “现在咱们走吧。”他站起身,“这就是我一直等待的——我一直怀疑事件里还有一个人没有出现,现在,我很快就会有答案了。”
    梅特·蒂博亲切地接待了他们。寒暄之后,他转入了正题。
    “我昨天收到一封信,”他说,“今天早上,这位小姐自己来拜访我了。”
    “莫里索小姐今年多大?”
    “莫里索小姐——现在是理查兹夫人了,因为她已经结婚。她今年正好二十四岁。”
    “她带了身份证明文件吗?”
    “当然,当然。”他打开旁边桌上的一份文件,“首先是这个。”
    那是一份单身男子乔治·莱曼和玛丽·莫里索的结婚证书,两人都是魁北克人,时间为一九一○年,还有安妮·莫里索·莱曼的出生证明,以及其他相关材料。
    “这让我了解了吉塞尔夫人早年的生活。”福尼尔说。
    蒂博点点头。“据我看,莫里索认识莱曼时,她是幼儿园的教师,或者缝补衣物的保姆。她丈夫不是什么好人,结婚后不久就遗弃了她,她又恢复了自己婚前的姓名。孩子被送到魁北克玛丽孤儿院。玛丽·莫里索或玛丽·莱曼很快离开了魁北克——我猜是和一个男人一起——去了法国。她不时给那个孩子寄钱,最后,当那个孩子二十一岁时,她送去了一大笔钱。在此期间,玛丽·莫里索,或者说莱曼夫人一直从事不怎么正规的职业,所以尽量避免和孩子产生私人联系。”
    “那姑娘是怎么知道自己是继承人的?”
    “我们在一些刊物上登了广告。玛丽孤儿院院长有一天发现了其中的一则。她写信,或是拍了份电报给理查兹夫人,她当时在欧洲,正准备返回美国。”
    “谁是理查兹?”
    “我想他是个美国人或是加拿大人,来自底特律,职业是手术器械制造商。”
    “他没有和妻子一块儿去欧洲?”
    “没有,他还在美国。”
    “关于她母亲之死,理查兹夫人有没有提供有价值的情况?”
    律师摇摇头。“她对母亲一无所知,假如不是院长提起,她几乎都忘记了自己母亲的婚前姓名。”
    福尼尔说:“看来她的出现对我们并没有多大的帮助。倒不是说我期望会有。我的调查显示了另一个方向,依据我的推断,嫌疑犯应该在三个人中间。”
    “四个。”波洛说。
    “四个?”
    “不是我说四个,而是依据你的思路,应该是四个。”他迅速做了个手势,“两只烟嘴,库尔德的竹管,还有一支长笛。别忘了长笛,我的朋友。”
    福尼尔惊叹了一声。这时门开了,一位年长的职员说:“那位女士回来了。”
    “啊,”蒂博说,“现在你们可以亲眼看看这位继承人。请进吧,夫人。我来介绍一下。巴黎警察厅的福尼尔先生,他负责你母亲的死亡调查;著名私人侦探赫尔克里·波洛先生,你也许听过这个名字。在这个案子里,他非常好心地提供了不少帮助。各位,这是理查兹夫人。”
    吉塞尔夫人的女儿一身黑衣,打扮别致。尽管衣服很普通,她看起来却非常时尚。她伸出手和大家一一握手,说了几句感激的话。
    “先生们,我恐怕自己很难表现得像一个失去母亲的女儿应有的样子。我的一生中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孤儿。”
    回答福尼尔的问题时,她满怀感激地提起了梅瑞·安吉里卡,也就是玛丽孤儿院的院长。
    “她一直对我特别好。”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孤儿院的?”
    “十八岁,先生。我开始自食其力。我做过美甲师,也在一家制衣工厂干过。我在尼斯遇上了我丈夫,他当时正要回美国。后来他又出差到荷兰,我们一个月前在鹿特丹结了婚。可他必须回加拿大。我一个人待在这里,现在打算去和他团聚。”安妮·莫里索的法语讲得很流利。她显然更像法国人,而不是英国人。
    “你怎么得知这个不幸消息的?”
    “我从报上看到的。当时我不知道——没有意识到——那位受害者就是我母亲。我在巴黎时,梅瑞·安吉里卡给我拍了份电报,给了我地址,让我来找梅特·蒂博先生。”
    福尼尔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他们又交谈了一阵,但她的话看来并没有什么价值。她对母亲的生活和生意往来一无所知。理查兹夫人留下自己所住饭店的地址后,波洛和福尼尔就送她离去了。
    “你有点失望,我的朋友,”福尼尔说,“你对这个女孩有过其他想法?你怀疑她是骗子?还是说,你仍旧怀疑她是冒名顶替的?”
    波洛不赞同地摇着头。“不,我不怀疑她冒名顶替。她的证明材料都是货真价实的。奇怪的是,我觉得在什么地方见过她,或者说她让我想起了什么人。”
    “和死者长得相像?”福尼尔怀疑地说,“显然不是。”
    “不,不是。我希望我能想起来。我敢肯定是她的脸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福尼尔好奇地看着他。
    “显然,”波洛挑起眉毛,“这姑娘是吉塞尔夫人谋杀案中最大的受益者。”
    “但这又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
    有一两分钟,波洛没有回答,他的思路跑远了。最后,他说:“我的朋友,这个姑娘继承了一大笔钱,我当然从一开始就会怀疑她和本案有牵连。飞机上有三个女人。其中一个,维尼蒂娅·克尔小姐出身名门。另外两个呢?自从吉塞尔的仆人埃莉斯谈到那孩子的父亲是个英国人,我就怀疑那两个女人中的一个也许就是吉塞尔的女儿。她们的年龄都很合适。霍布里夫人曾是合唱团的演员,她的家庭出身不太清楚,用的也是艺名。而格雷小姐曾告诉我,她是在孤儿院长大的。”
    “啊哈!”法国人说,“这就是你的思路?我们的朋友杰普一定会说你想多了。”
    “他确实总说我喜欢把事情弄得更复杂。”
    “你看!”
    “但这并不是真的,我用的总是最简单的办法!而且我从不拒绝接受事实。”
    “但你失望了?你本来希望从安妮·莫里索身上得到更多东西?”
    他们一同来到波洛下榻的饭店。前台桌子上放着的一件东西提醒了福尼尔,他向波洛表示感谢。
    “我还没谢谢你呢,”他说,“你让我注意到了正确的东西。我想到了霍布里夫人的两支烟嘴和杜邦父子的库尔德笛子,但我竟然忽略了布莱恩特医生的长笛,这真是不可原谅。倒不是说我真的怀疑他——”
    “你不怀疑他?”
    “不,他看起来并不像那种——”
    他停了下来。前台桌前站着的那根男人转过身来,手里正提着一个长笛盒子。他看到了波洛,一下子认了出来。
    “布莱恩特医生。”波洛鞠了一躬。
    “波洛先生。”
    他们握了握手。站在布莱恩特附近的一个女人迅速朝电梯走去,波洛仅仅瞥到了一眼。
    “医生,你的病人暂时得不到你的照料了吗?”
    布莱恩特医生笑了,那忧伤的笑容让后者印象深刻。他看起来很疲倦,但是神情平和安宁。
    “我现在没有病人了。”他说,走向小桌,“来一小杯雪莉酒吗,波洛先生?还是别的?”
    “非常感谢。”
    他们坐下来,医生点了单,然后慢慢地说:“我现在没有病人,我退休了。”
    “突然决定的?”
    “也不算突然。”
    饮料端来了,他沉默了一阵,然后举起杯子说:“这是个必要的决定。我宁愿遵从自己的意愿辞职,赶在医师公会找上我之前。”他的声音变得温柔而遥远,“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转折点,波洛先生。我们都会面临一个十字路口,需要做出选择。我非常喜爱自己的职业,放弃它将是遗憾的——非常遗憾。但还有其他值得追求的东西,波洛先生,我需要的是作为一个人所能感受到的幸福。”
    波洛没有说话,静静等待着。
    医生继续说:“有一位女士——我的一个病人——我深深爱上了他。她丈夫给她带来了无尽的痛苦。他吸毒。如果你是医生,你也会很了解那意味着什么。她自己没有钱,所以不能离开他。我犹豫了很长一段时间,但终于下定了决心。我们打算去肯尼亚开始新的生活。我希望她能感受到一点点幸福,她已经受了太多的苦……”
    他又沉默了,最后用一种轻快的语气说:“波洛先生,我对你说这些,是因为这件事迟早会被公开,你越早知道越好。”
    “我理解你。”波洛说。过了一分钟他又问:“我看见你还带着长笛?”
    布莱恩特医生笑了。“长笛是我最老的朋友……就算失去一切,我还有音乐。”
    他爱惜地摸了摸长笛,鞠了一躬,站起身来。
    波洛也站起来。“我对你的未来致以最诚挚的祝福,医生,还有那位夫人。”
    当福尼尔走过来找他时,波洛正在服务台打一个到魁北克的长途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