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貌似是在第一次提出的观点基础上退了一步，其实却是对孝的问题提出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看法。所以在下一期周报里，便有承恩者来信质问啸启先生，什么叫父母的有益意见？难道还有无益甚至有害的意见吗？什么叫不孝的嫌疑，那就是不孝好吗？父母为什么要理解儿女的正当诉求？什么叫正当诉求？为什么不能不考虑儿女的想法？再者我们讨论的便是头发的问题，女子的头发如何并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那又何来儿女之说？其它的问题是什么意思？难道说儿女的婚姻大事，也要容许儿女来个正当诉求吗？
这君臣二人的戏唱得热闹之极（其实是朱由校一个人所写），引起了读者们的强烈关注和热烈讨论。大家的焦点已经从圣人之言是否必须一字不移变成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否一定要遵从父为子纲上面来了。而同时君为臣纲和夫为妻纲也隐隐约约地有人开始提及。
大量的信件涌进了报社，这次反对啸启先生的人就比较多了，他们认为，三纲五常乃是儒家之根本，啸启先生竟然敢怀疑到三纲中的父为子纲，其心莫测。王承恩只看到其心莫测，倒是放下心来，如果来个其心可诛，那可就不好拿给皇帝看了。
朱由校让周报把这些言论都刊登出来，然后写文开始驳斥。他认为，圣人之言是否要一字不疑地遵从，其实大家心里都是有数的，圣人之圣，在于德行，在于教化万民。但圣人是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呢？不用说我们现在的蒸汽机车，就只说圣人所处年代，是用竹简的，当时纸都没有，那对于纸的看法，是不可能从圣人的言辞中出现的。所以对圣人之言，我们不可以求全责备，而应该着眼于其伟大的人格，开历史先河的功绩，提出的有教无类的思想，制定礼仪，制定规则的努力。这才是我们尊崇圣人的原因，即使圣人有些话可能因为当时的学术所限而显得不是那么正确，丝毫也无损于圣人的伟大。
先是一通吹捧以后，他接着指出，正因为如此，我们学习圣人之言时，重要的是理解圣人真正的意思，而不一定是全部按照字面来看。比如圣人确实说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句话的意思大家都懂，那就是君要有君主的样子，臣子要有臣子的样子，父父子子亦是如此。这句话非常伟大，圣人指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份，你是君，你就要按君王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你不要成为桀纣之君。你是臣子，你也要谨守为臣的本份，不要成为易牙之流的倿臣。你是父亲，就要爱你的孩子，不要象瞽叟那样愚顽，你是儿子，你要尊敬你的父母，不要象赵惠文王那样不孝。
孟子进而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而董仲舒则将之化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样一改，则将圣人原意修改，变成了主与从的关系，这并不是圣人本义。而朱熹则进一步认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三纲中，父子纲是根本，它要求子女对父母的孝，而这孝则是指绝对的服从，父母有过错，做子女的也只能柔声以谏，不能触怒父母。
既然不是圣人本意，那么当然就有商榷的余地。便如父母有过错，子女只能柔声以谏，不能触怒父母。如果父母开明仁爱，这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遇到瞽叟那样的愚顽父母，则子女应该如何呢？
如圣人所言，父须象父，子须象子。如父不象父，子苦谏而不听，那么这时候难道就只能听从父母错误的决定吗？
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仁才有臣忠，父慈方能子孝，夫爱方有妻贤，这些都是相对的，不能指望一方无偿付出。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圣人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朱由校将稿子交给王承恩后，一会儿王承恩就来求见，同来的还有魏忠贤。一进门王承恩跪倒在地道：“圣上，这篇文章不能登呀。”
朱由校瞪了他一眼道：“你是朕的家臣，朕说是什么就是什么，为什么不能登。”
魏忠贤也立即跪倒道：“圣上，刚才王都监来找奴婢，把里面的意思和奴婢说了一下，奴婢也觉得这篇文章不能登。三纲五常，是国朝的根本，圣上，你自己是皇帝呀，为什么会做出自掘根本的事来呢？”
这下朱由校不干了，他大怒道：“你是什么意思，你明白这篇文章有多重要吗？我国积弱，有多种原因，这三纲五常，便是总根子，不要也罢。”
魏忠贤连连叩头道：“圣上，奴婢确实看不懂，很多地方都是问的王都监。可是就连奴婢这样不大懂的，也能看出这篇文章如果登在报纸上，那可是会引出天大的事的呀。奴婢请圣上先和徐先生他们商量一下，他们都是读书人，自然明白这其中的重要性。如果他们认为可以刊登的话，再请圣上治奴婢的罪。如果他们都认为不能登的话，还请圣上稍做修改，再刊登可好？”
朱由校怒道：“我偏不听你的，我偏要登，看你能怎么样。这些东西和你们说了你们也不懂，王承恩，照原样刊登，不准改动一个字。”
魏忠贤匍伏向前道：“圣上，您还没有说，为什么就说我们都不懂呢？我们不懂，徐先生总能懂吧。如果连徐先生他们都不懂的话，就圣上一个人懂，那就更加不能刊登在报纸上了，因为大家都不懂呀。”
这是魏忠贤第一次顶撞朱由校，朱由校一时愣住了。他不敢相信地看着魏忠贤，这还是传说中那个祸乱朝纲，无恶不作的九千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