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首先，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这一重要观点以后，我国经济学界应声而动，很快出版了好几本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和著作。这些教科书和著作的内容大体上是把有关的中共中央决定（决议）、中共中央文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些讲话按照编著者理解的逻辑结构编在一起，再做一些学理性的阐释。这些成果对于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的重大改革举措、重大方针政策是有用的，是有价值的，但它们可能还不能称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社会主义现阶段的发展，是经济学这个大家庭中的新成员，它还在创建过程中，还在成长和形成过程中。
    习近平同志给出了如何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或实施路径。他在2016年7月8日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根据这个思路，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用好、融通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宝贵资源；必须把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进行理论化提炼；同时必须融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积极成果，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融通了中外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积极成果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现代化和大众化，是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应当有它自己的相对独立、相对固定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逻辑主线和体系结构，有它自己的硬核（核心概念）和保护带，特别是它要能够解释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能够解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就和发展道路，能够揭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我们目前离这个目标尚有一段距离，我们经济学界担负的责任是重大的，任务是艰巨的。
    其次，如何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我认为，在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既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要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应该能够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理论基础、理论依据，能够解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能够解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如果这样定位是可行的，就可以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就可以说清楚在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如何正确对待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问题。
    我在前面说过，西方经济学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的，它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是对西方市场经济的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这两种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是不同的，但是它们都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这两种社会制度下共性的东西。
    从内容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包括制度分析和市场机制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有制度分析，但是不能仅仅限于制度分析，还要有市场机制分析。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制度分析加上市场机制分析的经济学，那么我们就找到了借用西方经济学的途径。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是偏重生产关系和制度分析，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现代西方经济学偏重市场机制分析，偏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机制分析。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继承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关系分析的一些有用的理论和方法，同时也要借用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机制分析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再结合中国的实践和实际进行创新，这才是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可行途径。
    进一步来看，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虽然也都分析了市场机制，但是二者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西方经济学重点分析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分析市场机制为什么有效以及有效的条件是什么。西方经济学中的价格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主要是说明市场机制是如何配置资源的，市场机制如何有效，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达到帕累托最优。传统的政治经济学重点分析市场机制缺陷和市场机制失灵。例如，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强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商品经济）运行的自发性、生产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把失业和经济危机看作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痼疾和必然伴侣，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表现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分析市场的有效性，也要分析市场机制的缺陷，也就是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市场机制既有有效的一面，也有其缺陷的一面。我们对市场机制也应该持二分法：市场机制确实有有效的一面，如果否认这一点就很难解释为什么我们也要搞市场经济。如果市场经济活动都是无政府的、自发的、盲目的，有那么多的弊端和缺陷，为什么我们还要搞市场经济呢？但是，市场机制有缺陷，会失灵，它不是万能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也承认这一点。但是西方经济学没有把这些市场机制缺陷和制度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分析市场机制的缺陷，更多地要从制度层面来分析，揭示出市场机制缺陷和失灵的制度原因，这样有助于我们不断地改革我们的制度、完善我们的制度。西方经济学回避从制度层面对市场机制缺陷进行分析，它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完善的、是永恒的。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什么？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选择什么样的逻辑起点呢？有人认为还是选择商品，像马克思当年创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一样。我认为不应该再选择商品。马克思当年之所以把商品作为逻辑分析的起点，是因为马克思认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商品里面存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因。马克思从分析商品开始，从分析商品的二重性展开，然后发现劳动的二重性……最终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和历史暂时性。我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把人的需要作为逻辑起点。从这个逻辑起点来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框架。总的思路是：从人的需要出发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和目标，这个目的就是通过经济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这个目的的途径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不断增长、不断升级的。怎样才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不断升级的需要呢？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不断改革和优化我们的制度，包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二是不断发展生产，不断丰富产品和服务供给。也就是政治经济学所说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个方面。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既包括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需要，也包括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需要，还有对美好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环境的需要，例如自由、民主、和谐、发展和个人社会价值实现的需要。只有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才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只有不断改革和优化生产关系，才能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才能不断优化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环境。其中，制度（或生产关系）的改革和优化是关键，制度或生产关系应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得到调整、改革和优化。不断调整、改革和优化的制度才能增进资源的配置效率和资源的利用度，才能生产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因而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通过制度的不断调整、改革和优化，才能使制度和生产力发展在动态上相适应，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随着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得到满足，人民对政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会日益增长，日益升级，从而推动着制度改革和制度发展。沿着这个思路去分析，去展开，我们就可以构建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