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重大发展问题和新发展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召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的任务，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这是总书记在全国哲学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我们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2016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8800美元，不仅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已经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因此我们现在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应该从中等收入阶段出发。大家经常使用的一些发展经济学的教材都是针对贫困的低收入国家，而不是针对中等收入国家而写的。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问题、发展阶段、发展任务、发展规律均与低收入国家不同。
    我们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以后有四个重大的发展问题：（1）发展方式的转变问题。大家所讲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指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若发展方式还是低收入发展阶段的方式，就必然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现在研究中国的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发展方式的转变问题。（2）中高速发展的可持续问题。现在大家都谈新常态，说我们的增长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问题是中高速增长是否可持续？以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在10％以上，现在我们的增长速度降到8％以下，2016年降到6.5％，现在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中高速增长能不能维持下去。习近平在关于十三五规划的中央全会上专门讲了一个观点：“我们要保证到2020年gdp要比2010年翻一番，人均收入要翻一番，底线就是6.5％”。经济学要研究这种中高速增长能否持续以及如何持续的问题，也即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中等收入陷阱最大的威胁有三个：第一，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达到了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的顶端，我们的经济系数尽管有所下降，但是处于高位；第二，腐败指数也达到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的顶端；第三，环境和生态的破坏也达到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的顶端。如果这三个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就跨越不过中等收入陷阱。这是我们现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面对的重大问题。（3）补齐发展的短板问题。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不平衡性已经比较突出，中等收入阶段需要解决好发展平衡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就谈不上进入现代化国家。
    新的发展阶段产生新的发展理论。
    第一是经济新常态理论。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首先我们要从战略机遇期的视角进行观察，不能只是把新常态解释为速度放缓，应该认为它是一种发展的机遇。我们要注意到习近平总书记在解释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的变化时，明确解释为这是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习近平总书记不仅讲了新常态的速度变化，还讲了另外两个常态——“结构优化常态”和“动能转换常态”。所谓结构优化指的是结构调整要从增量调整转向存量调整。现在我们强调“去产能、去库存”就是指存量调整，这比当年的增量调整难。另一个常态是动能转换，也就是我们讲的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我们讨论经济新常态的时候不能理解为速度的减缓，应该从以上各个方面理解，这才是准确的理解经济新常态的方式。
    第二是新发展理念。关于新发展理念首先要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遵循三大规律的发展：“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在这三大发展规律基础上提出五大发展理念，旨在建立系统化的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发展理论。新发展理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的重大贡献，而且新发展理念是对我们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回应一系列重大发展问题和发展难题的理论回答。把这些新发展理念贯彻到经济发展理论的构建当中必然推动一系列理论创新。
    首先是创新。创新牵涉发展动力理念的创新，我们要从全球视角谈创新，现在科技产业革命蓄势待发，谁在创新上先行一步谁就拥有发展的主动权。我把创新发展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发展的基石，五大发展理念中创新是放在第一位的，而且是第一动能。第二，创新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驱动力，包括驱动绿色化。第三，创新发展的核心是科技创新，我们国家的科技创新已经从跟踪转向跟踪和并跑、领跑并存的新阶段。第四，科技创新成为产业创新的动力，要解决好产业创新与科技创新的有效衔接，采取产学研协同创新方式研发和孵化新技术，形成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氛围。
    其次是协调。协调牵动发展的结构和战略领域的创新。协调发展的理念，要求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能够趋向均衡。协调发展的理念还要求我们的发展战略由不平衡战略转向平衡战略，我们由低收入阶段迈向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战略基本是不平衡发展战略，现在我们要转向平衡发展战略。当前协调发展需要解决几个问题：一是“三驾马车”的协调问题，二是三次产业的协调问题，三是四化同步的协调问题，四是城乡区域的协调问题，五是经济社会的协调问题。
    再次是绿色。绿色发展的理念实际上推动了财富理论的创新。传统的财富观只是指物质财富，从工业文明到现在，人类社会巨大的生产力创造了少数发达国家的西方式的工业发展，但是工业文明300年来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现在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和地球生物的延续。当前我们正在进入生态文明的阶段，从而提出了财富理论创新，要明确生态和环境也是财富，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绿色的环境是宝贵的财富，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讨论的就是生态财富。进入生态文明时代，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要同西方国家的道路不同，我们不仅要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还要获取更多的生态财富，推动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的发展。
    然后是开放。我们过去参与的全球化基本上属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现在，特别是特朗普上台以后，全球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前的一些政治经济学教材，以及现在的一些教材，都认为经济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然而现在反全球化的恰恰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过去它们靠全球化获取了经济增长的红利，现在又开始反全球化。例如，特朗普提出要买美国产品，雇美国人，要再工业化，要把走出去的美国企业搬回美国。这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谈开放要有新的理念，新的站位。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要从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出发。开放发展的理念要求我们由经济全球化的从属地位转变为主导地位，我们原来从属于发达国家的全球化，现在我们要主导全球化。相应的开放战略也要调整，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要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提高开放型经济的质量，国际分工要由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20世纪90年代我写的一篇论文《由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就讨论了以竞争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问题。这是我们开放战略的一大调整。第二，要依靠创新驱动攀登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我们现在参与的全球化基本上靠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要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就要谋求竞争优势。第三，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并取得制度性话语权。中国在世界经济当中的地位表现在我们开始参与并且主导全球经济治理。在g20峰会上我们提出了很多关于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话题，通过亚投行等一些路径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来提升我们的制度性话语权，同时发挥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主导作用。我们在新的条件下谈开放已经不满足于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问题，我们要参与主导全球经济治理，要参与主导经济全球化。这是我们在新的背景下所谈的开放问题。
    最后是共享。这是发展目的的理论创新。我们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明的需要。共享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共享发展可以说是公平性发展、包容性发展。我们要在发展中共享，在共享中发展。谈到共享发展时，当前我们的研究有几个方面都会涉及：第一，明确消费对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克服为生产而生产，提高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提升消费力。第二，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第三，在生产要素按贡献取得报酬的体制当中劳动者共享发展成果，需要通过教育公平等途径缩小各个参与主体所拥有的要素差距。促进劳动要素得到更高收入的一个办法是要使劳动者拥有更多的非劳动要素，劳动者拥有技术要素，同时创造条件让广大居民获得更多的财产性收入，通过这样的办法缩小差距。我们谈共享发展的基础是共建，人民是共享的主体，也是共建的主体，因此共享发展不能只是指望政府提供，现在大家都谈共享经济。共享经济即利用互联网平台的租赁经济，与共享发展的要求还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