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沁草原东南。
    海东青划过长空，十二路排开的骑兵大纵队蔓延十余里，快步穿行于旷野。
    各色军旗迎风猎猎，边路旗奴厮役牵驼埋首，中间各旗战兵卷甲驰马，数辆由九牛拖拽的王帐大车吱呀前行。
    传令骑兵在队列中往来穿行，萨满在车前披挂舞蹈，和尚在车上吹奏法螺。
    满洲军在前进。
    崇德皇帝，就在军列正中的移动汗帐里。
    黄台吉披挂上下分体的石青蓝缎绣龙布面甲，抱着棱盔手按长桌，目光死死盯着桌上舆图，背影雄壮得像一座山。
    岁月不饶人。
    他已经四十四岁，年轻时活跃战场的健壮体魄，已因年龄增长和生活方式变化至于发福，胖得超过了二百斤，好马都难以单独驮载。
    以至于行军百里这样的小事，都需要两匹好马交替驮载。
    实际上不光黄台吉，各旗满洲贵族，虽然军旗有制，但铠甲与常用衣物面料多用蓝缎，平民日常则穿佛头青布，一样也是蓝色为主。
    传统来讲，女真尚白，不过传统与喜好往往会受周边环境而改变。
    就比如在朱元璋时代成为属国的朝鲜，春联颜色为白色；而朱棣时代以后被讨为藩属的越南，春联就是红色。
    因为在朱元璋时代，春联是对联，它就是白纸黑字。
    事实上对联这个有文艺倾向的达官贵人传统，就是由朱元璋将之推广入民间的，让人人都写。
    而由对联变化出的春联，则是古代最强防御术，桃符的演变。
    以前都是用桃木板挂着“神荼”、“郁垒”二神之名来辟邪，后蜀主孟昶第一个在桃木上写了对联，后来成为传统。
    直到朱元璋时代，才定下用宣纸做对联，家家户户挂春联的规矩。
    但这会存在一个问题，过年大门上的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这一套终极防御装备，为的都是辟邪。
    惟独这春联，它没有辟邪防年兽的意义呀。
    偏偏，作为十四世纪最有权势的男人，他定下的规矩无人能改。
    所以直到朱棣登基，这位爷连谁当皇帝的规矩都改了，天底下还有什么规矩是不能改的？
    春联就变成朱砂色，终究增加了辟邪功能。
    歹青眼下遍地蓝色的服色习惯，也跟大环境有关。
    这种蓝缎，名字叫石青倭缎。
    虽然叫倭缎，但其实面料既不倭，也不缎，一来是倭国没这工艺，二来它是一种起绒织物。
    它其实是传统的天鹅绒。
    之所以叫倭缎，是其最早作为奢侈布料，经由倭国与海上倭寇流入漳、泉一带，后来经过国产化制作改良，成为漳绒，也就是天鹅绒。
    天鹅绒其中的一种制作工艺，在江宁织造府演化为后来的石青倭缎。
    料子用的是蜀丝，大规模织造于南京和苏州，其工艺是多层结构，先染后织，织造时用短绒夹藏在经线里，织几寸就加以刮磨，使绒面极亮。
    因其看起来复杂奢华，在中原短暂流行过一段时间。
    随后织造业巨贾就发现这种面料，不实用。
    在阶层简单、制造能力差的社会环境，会让价值虚高的制造奢侈品存在肥沃土壤。
    而在阶层复杂、制造能力强的社会，就会让这种土壤变得贫瘠。
    懂行儿的人多了，参与制造的人多了，有文化传播能力的人多了，掌握基本财富的人多了。
    只要这些人普遍认为这样东西不好，那么它虚高的价值很快就会受到舆论影响。
    织造复杂、成本高昂、外观奢侈的石青倭缎，就在几十年前面临这样的困境。
    万历年间白银大量流入，百物俱贱，这种好面料寻常百姓也买得起，买不起做整件衣裳，也能买一小块，作为衣料镶边。
    要么做帽子、要么做领子。
    但问题也就出在这儿，作为帽子，它容易积灰；做为领子呢，它又一磨就变形。
    大家都对它很嫌弃，以至于后来富有的商贾和官员也不喜欢它了。
    高昂的价格，不断下跌，跌到后来国内没办法卖了，就走北口，卖北虏。
    大量倭缎作为奢侈品，流入蒙古、后金等地，深受贵族喜爱。
    这种习惯形成传统，逐渐成为定例，黄台吉管的也多，贵族以下不准穿缎子衣裳，只让穿价格仅有十分之一的佛头青布所做衣裳。
    而佛头青布，野人女真诸部皆有织造，这相当于后金掌握了产地。
    就比如最近黄台吉一直在发兵到东海女真的呼尔哈、瓦尔喀诸部去抢财货掠人畜，抢回的佛头青布数量比貂皮还多。
    王帐大车里的黄台吉被巨大的压力笼罩，面色铁青。
    他甚至说不清楚，巨大压力的来源，就好像崇祯的财政状况一样。
    并不是帝国财政赤字的缺口就真大到离谱了，而是不论如何拆东墙补西墙，这个缺口它就是补不上。
    黄台吉眼下也面临这样尴尬的情况。
    此次战役，他原本的计划，是以阿济格迂道山西进入京畿，而他遣兵在辽西至京畿一带观望局势，亲自领军越过辽河，牵制关宁。
    说白了，对他、阿济格、豪格、多尔衮等八旗大贵族而言，此次战役就是对敌国的灭国预演。
    没有人知道能否成功，所以才要预演。
    但眼下战场上出现了两个意外。
    第一个是大明。
    今年三月，陈洪范受任沿海总兵官，挂平虏将军印，抽调各镇水师，自山东统兵进驻旅顺口、北汛口、通江三处。
    据后金哨探所捉明军口供，说山东新任元帅陈洪范领战船四百、军兵十万，声势浩大，甚至超过了当年受尚方宝剑的毛文龙。
    第二个就是漠南都督府了。
    实际上在出兵前，受限于杨麒去年的怂蛋表现，黄台吉与多尔衮等人，虽然对杨麒参战有所估计，却完全没有料到蒙古军的战场表现会如此凶猛。
    披挂的多尔衮毕恭毕敬地侍立在黄台吉身侧，多铎则脸上捂着黑狐大帽，歪歪扭扭地坐在帐内靠椅上，像个病秧子。
    倒不是多铎真得了什么病，他只是不高兴。
    本来在锦州从征，他就不太乐意，跟黄台吉打报告要回家唱戏。
    黄台吉那边刚答应他，结果就出了费扬古纵火的事，火急火燎领军北移，多铎回家唱戏的愿望也泡汤了。
    以至于现在板着个脸，十万个不乐意。
    多尔衮问道：“皇兄，为何要送那封辱骂杨麒的信？”在多尔衮眼中，那封信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但如果跟其他几封信结合起来，离间被识破的风险很大。
    所以他不理解，黄台吉为何要这样做。
    多尔衮的话，似乎让笼罩在黄台吉脸上的阴霾散去。
    他转身看了看多尔衮，又走了两步，将多铎这个混小子脸上的黑狐大帽扔到一边，这才道：“你是想问，我们既然猜到是刘承宗来了，为何还要故意写信？”
    提到这一猜测，多尔衮的面色难堪。
    他们都不愿往那个方向想。
    毕竟大本营在青海的刘承宗，领军到三千里外的京师边外，本身就非常离谱。
    但现在连蒙古兵打跑八旗兵这种更离谱的事都发生了。
    还有啥不可能？
    毕竟十余年来，大明在防守反击与战役层面赢过，而蒙古在战役层面那是未尝一胜，早就在各方夹击中没了心气儿。
    甚至就连依附后金的蒙古兵，在战场上都没啥可圈可点的战场表现。
    他们敢跟镶蓝旗主动作战，甚至还把镶蓝旗撵跑，这就像上了身似的。
    黄台吉现在宁可相信刘承宗会飞，也不信杨麒那个怂蛋能带领一帮蒙古诸部的丧家犬站起来。
    他的手在舆图上盖住元帅军目前所处的兴安岭以西，道：“那是故意露出的破绽，我们不能确定，那究竟是不是刘承宗。”
    汉人和蒙古人之间谈不上互信基础。
    这在明金之间的战役中得到多次验证，就连明将手下的夷丁也一样。
    黄台吉离间蒙古兵和大明，一离一个准儿。
    鄂尔多斯的额璘臣、土默特俄木布，在漠南拥有巨大影响力，因此在都督府也谈不上被人亲信。
    如果对面的最高指挥官是杨麒，哪怕他不信，也肯定要把额璘臣和俄木布调走。
    因为杨麒的身份，担不起这么重的责任。
    但倘若最高指挥官是刘承宗，并且已对杨麒做出调动部署，则一眼就能识破离间。
    额璘臣、俄木布等人若真与后金存在盟约，那刘承宗到来的调动部署，肯定已经被黄台吉知道了，自然无需那封辱骂杨麒的信。
    那封辱骂杨麒的信，就是他故意露出的破绽，以换取刘承宗的嘲笑。
    毕竟现在有个很尴尬的事，就是费扬古为稳住战线点了把火。
    这场大火的存在，直接导致兴安岭东西两边的道路几乎隔绝，北边只有克什克腾山口，南边则要贴着边墙走。
    而且南边留下的路，也因滦河的存在，让大队人马很难走。
    问题是就小股明军嗷嗷割脑袋那个狠劲，小股人马也别想从那边过啊。
    开仗之前，黄台吉虽然能确保兴安岭东部的情报不为敌军所知，可他同样也很难获悉西边的情报。
    所以他只能通过主动暴露的手段来换取情报。
    “离间几名前线将领，远不如弄清楚敌军最高将领是谁重要。”
    黄台吉说着，有些苦恼地微微摇头。
    他深吸口气道：“倘敌将是杨麒，则敌人只有漠南都督府的三万兵马，仗还不算难打。”
    “若是刘承宗亲至，事情就麻烦了，不可寄望速胜，要把战事拖进夏季，甚至秋季，消耗他的粮草。”
    实际上说这话时，黄台吉的心都在滴血。
    确实，他坚信自己的判断没错。
    刘承宗率军长久驻于京北，兵将的口粮消耗肯定是陕西穷鬼所难承受之痛。
    可话又说回来，咱勇士之国这财政状况，就别笑话人家了。
    三面驻军，他这崇德皇帝也顶不住啊。
    无非是硬抗罢了。
    所以虽然做了最坏情况的心理建设，黄台吉依然不愿面临最坏的情况。
    很快，军列行进过程中，前方就有传信骑兵奔来报告，不过片刻，就有守门白甲兵请求入帐，报告道：“禀报圣汗，镶蓝旗急报，隘口西面敌军后撤结营，虏骑仍在战场游曳。”
    黄台吉挥手命白甲出帐，面朝帐门咬紧牙关，眉头死死地皱着。
    事与愿违。
    蒙古兵没有调走，尽管没有嘲笑的书信送来，依然意味着西边确实是刘承宗抵达战场。
    事情的棘手程度，再上一个台阶。
    片刻，黄台吉深吸口气，道：“传艾松古，至科尔沁调兵；洛比，至敖汉、奈曼、扎鲁特、乌喇特等部；席白德依往阿鲁四子部塔赖、翁牛特、巴林等部。”
    “蒙古诸部，蒙古诸部，各牛录出兵五十。”
    此话一出，多尔衮立即侧目，就连坐着的多铎都起身道：“八哥，这不行啊！”
    以往募兵，蒙古诸部都是从征，每旗拉个一百人，不至于触及大贵族的神经。
    尤其今年，黄台吉刚废了科尔沁的汗号，就怕引起科尔沁贵族们的反弹，都没从科尔沁募兵。
    而此次征兵，各牛录出兵五十，这是啥概念？
    科尔沁六旗有一百零六个牛录，这帮子外藩加一块也不到二百多个牛录，一下子就要从科尔沁调五千多军队。
    直接把命根子抽出来了，这谁受得了啊。
    但黄台吉也没办法，确实兵力不够用了，赌吧。
    看是自己内部先崩，还是元帅府的兵粮先崩。
    多尔衮劝阻道：“皇兄，如此屯兵，先撑不住的肯定是我们，那刘承宗粮道是长，可万一大明给刘承宗提供粮草呢？”
    “若真如此，倒是好了。”
    黄台吉难道笑出一声，用手拍了拍舆图上遵化的位置。
    “这个地方，派人到边外就会被明军捉去，你写封信，挑旗下有家眷为奴的汉人，命其携书信给刘承宗送去，就走这里。”
    “知道信怎么写？”
    黄台吉看向多尔衮，手指轻轻点着桌面：“就说我汗素敬元帅，虽然想与明廷议和，但难悖元帅结盟美意，故愿暂于关外演一出戏，于辽东退避三舍，只等元帅取来粮草，再合兵攻明云云。”
    “等这封信被大明皇帝收到。”
    黄台吉边说，边在舆图上兴安岭西部画了个圈：“盘踞此处之元帅军，面临的就是腹背受敌了。”(本章完)